——选自《艾黎自传》

 

我在上海时读过许多鲁迅的作品，但与他本人并不熟悉。仅有的几次会面，使我对他的直感、直率和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我可以看到他顺着北四川路走，草帽遮住前额，步履稳健，旧的长衫下显出他细瘦的体型。

 

1935年底[1]，一天傍晚，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约我同她到斯高牛塔路鲁迅的家里为她做翻译。她通常用德语与鲁迅谈话。我对艾格妮丝信任我而要我担任的角色缺乏信心，不知道那位参加长征后回来报告的作家冯雪峰讲什么方言。我在日常工作中用上海话，并正在上国语课，讲得还不好。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夜晚，尤其是听冯雪峰介绍张国焘从四川西部阿坝藏族地区卓克基到两河口会见毛主席、朱德将军的情景。毛、朱两人徒步去欢迎张，而张像国民党将军一样骑在马上，周围的部属也都骑着马。我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在一个重要的字上“卡”住了，冯雪峰很生气，厉声说：“你连这样简单的一个字都译不出来！”于是，鲁迅便站起来，倒上茶，鼓励我们接着谈。冯还讲了张国焘企图破坏毛主席的计划，自己掌权。这次谈话使艾格妮丝有机会写出对外界发表的第一篇关于长征的报道。

 

那天夜晚，在离开鲁迅的住所时，艾格妮丝交给我一册新出版的她自己和鲁迅合编的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集。我将它寄到新西兰，妥为保存，直到解放以后，1968年赠给了绍兴的鲁迅故居。

 

鲁迅的面貌清瘦，目光深邃，他是中国进步知识界的主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无所畏惧、嫉恶如仇和藐视名利地位与财产。他在品格上、智力上是位巨人，他的心灵主宰着受疾病折磨的身体继续为他工作。

 

鲁迅不装腔作势，不拘泥形式。像他那样明确而热情写作的人，不可能是文字官僚。他讨厌教条主义。他会耻笑那些专门喜欢从他的作品中抽出某些语句和词组以寻找隐藏的含义的人。他从来不刻板拘谨。

 

我和一位朋友在上海参加了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庆祝宴会后离开时，正好看到了情绪轻松的鲁迅。他在灯光暗淡的大厅里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帽子，后来发现掉在衣帽架后面，他就把帽子像皮球一样往过道踢去，快活地喊道：“和黄包车夫的帽子差不多，我就是一个黄包车夫。”

 

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人们劝告他完全休息。有人介绍他进一所私人医院。我到郊区江湾去了解情况，向关心的朋友们报告所有的细节。但鲁迅坚决不进任何一所医院。他知道自己病情垂危。他说：他正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朋友的嘱咐；他还有许多事要做，要很好地利用剩下的时间。他保持这种顽强的精神，努力工作，死而后已，这对他一定是极大的满足。

 

1936年，在上海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的版画展览会上我看见鲁迅忙于为簇拥在周围的青年签名。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早些时候，曼尼·格兰尼奇曾受宋庆龄的差遣到鲁迅家里去；宋庆龄最重视关心鲁迅的健康。曼尼在鲁迅家门口给他照了一张照片。我把曼尼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皮手提包里约摸10年之久，最后丢了。

 

直到宣布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官方审查员才对他的名字解禁。他在上海的葬礼令人难忘。教师和学生离开了教室，店员离开了店铺，工人离开了工厂，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从躲藏的地方出来送殡。行列中有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博士帮助将棺材下放到它最后安息之所。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共产党人崇敬鲁迅全面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力量。他写作的简练而精彩的故事达到了中国前无古人、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达到的水平，像完美的瓷器那样，是经得起检验的珍品。他的不朽作品使他永世不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