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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雁:跨越赤道的彩虹
发布时间:2017-08-28      点击次数:4925

跨越赤道的彩虹——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纪实

何雁

文章来源:大公网

图:荣大伟(后排坐者)与中国儿童在一起

   三月,地球南端的新西兰,正值秋天。广袤原野,牛羊成群点缀其间;清澈海湾,漂浮一片片白帆;碧蓝天空,鸟群发出雄浑鸣叫……

  地球北端的中国,却是初春,树木抽出新绿。今年三月二十日下午,天空飘起小雨,荣大伟(Dave Bromwich)与我在北京饭店饮茶。两天前,他抵达北京,为筹备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纪念会而来。

  纽中友好歷史

  荣大伟,现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纽中友协,New Zealand China Friendship Society),全国总会长。新西兰人的淳朴,在荣大伟身上,彷彿表现得更为突出。别人的好处,他会记得,并总想回报。这一点,令我感动。

  这个年逾六旬的新西兰人,何时与中国结缘?“我喜欢中国。或许,我上辈子也是中国人吧!”荣大伟半玩笑、半严肃地说出这句话,呵呵地笑个不停,把我也逗乐了!

  原来,荣大伟父母是英国人,于一九五一年移居新西兰。次年,荣大伟出生。七岁时,他第一次见到中国物品,感到十分新奇。中国,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他忆起,偕妻女第一次访华,是在一九九一年。全家赴中国各地旅游,度过四年美好时光。其间,他还在连云港教授一年英语。

  返回新西兰后,一九九七年,荣大伟投身纽中友好事业,成为一名甘于奉献的志愿者。二○○○年,他担任纽中友协全国执行委员。两年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贫困地区发展项目,频繁往来甘肃、广西、贵州等地,至今已访华三十七次。

  纽中友协于一九五二年,在奥克兰(Auckland)成立。创立之初,协会主要目标是通过人民友谊,推动新西兰政府承认新中国。当时,新西兰人受冷战思维影响,普遍视中国为潜在威胁。中国被描绘成“困龙”,一旦脱困,将向南传播社会主义。这使协会开展工作十分困难。

  “新西兰之子”路易.艾黎,是纽中友协开创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他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在大后方建立两千家合作社,生产数十种民用及军需品,成为失业工人与难民生产自救、援助抗战的一支独特力量。

  艾黎定居北京,写信指出:“对于援助,中国现在没有比开展和平与友好活动更为重要。”“海外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最好方式,就是努力维持与发展友谊。”“我很荣幸与你们保持联繫,提供力所能及的任何帮助。”

  白书玲(Shirley Barton)是艾黎信赖的人。一九四七年,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CORSO)招募人员,赴华支援工合运动,她报名前往。在山丹培黎学校,艾黎与学生们艰苦奋斗精神,使她深受感染。之后,她又赴上海,在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

  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经她之手,向山丹培黎学校提供款项达一万英镑。艾黎总是说:多亏白书玲,学校才得以渡过难关,坚持到一九五三年人民政府接管。

  新中国成立后,白书玲编辑艾黎第一本著作《有办法》。另一本《人民有力量》,在她返回新西兰后出版。她形容:“一九五二年建立的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尽其所能,无畏奋斗。召开集会发表演说,给总理与议员们写信,联繫媒体及代表团,组织影片放映,举办展览等活动。”一九五八年,纽中友协成为全国性组织,她是第一任秘书。

  路易.艾黎说过:“如果何明清(Kathleen Hall)是个男子,她早就出名了。”何明清,新西兰护士。一九二三年,她来到中国,在山西、河北贫困农村开办诊所。至今,河北曲阳县宋家庄还流传一首歌谣:“生病不用慌,去找何医生;洋人好活计,手到病全除。”

  一九三八年,日军加紧侵华,河北农村生活更趋艰苦。何明清目睹日军残暴,对中国人民深感同情。这期间,她结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Dr. Norman Bethune)。

  受白求恩大夫委託,何明清利用传教士身份,往返北平与河北之间,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为八路军购买药品、运送物资三十多次,输送抗日志士与医护人员四十多名。

  一九三九年秋,日军烧毁何明清诊所,把她送上一艘开往新西兰的渡轮。但她从香港下船,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开始穿越中国内陆的危险旅程。旅途中,她患上严重脚气病,才依依不捨地返回新西兰。

  生命最后十多年,何明清参与建立纽中友协数家分会。一九五八年,她当选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员。她一生清贫,却始终不忘为中国农村诊所筹集善款,直至一九七○年,走完人生之路。两年后,新西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利斗篷”故事

  荣大伟特别提起一件往事。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纽中友协奥克兰分会长、首任全国总会长罗恩.梅森(Ron Mason),收到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今全国友协)一份电报:邀请您及四位朋友访问中国一个月,时间从七月至十月有效。

  罗恩.梅森接受中方邀请,选派四名会员,包括拉梅(Ramai)与拉道尔.海沃德(Rudall Hayward)夫妇。拉道尔出生英国,是新西兰先锋电影人,其妻拉梅是一个生气勃勃、独立自强女性,十九岁,她拥有自己的摄影室,之后,她在拉道尔早期影片扮演主角。

  这是新西兰第一个摄影组访华。他们来到神秘的中国,赴广州、上海、北京、武汉拍摄,製作三部纪录片,客观呈现新中国面貌,打破冷战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片面印象。

  其中两部纪录片《走进红色中国》、《中国的奇迹》,仅限新西兰发行;《中国的子民》,则由拉梅编剧及导演,在世界各地销售。

  摄製组成员应邀参加国庆庆典。纽中友协副会长汤姆.牛纳姆(Tom Newnham)所著《新西兰妇女在中国》(New Zealand Women In China)一书中,拉梅回忆说:“我们得知,晚上有机会献上代表毛利王(Korokī)善意的斗篷,所以我穿上毛利公主(Te Puea)赠送的传统裙子。最后时刻,我们被告知将登上天安门城楼。”

  离开酒店时,拉道尔抓起摄影机。拉梅对他说:“你不要带它。”拉道尔还是坚持带上。这对夫妇与罗恩.梅森抵达天安门,城楼台阶上站满士兵。拉梅下意识以为,摄影机会被没收。登上城楼后,只见坐满“一排又一排重要人物”,拉道尔开始拍摄。

  拉梅继续回忆:“有人把罗恩与我,领到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站立地方,提示我们可以把斗篷献上。毛身边有一名翻译,我光着脚与我的翻译,站在他面前。

  “毛泽东向我表示欢迎。随后,我把斗篷繫在他的肩膀上。我告诉他,这是新西兰毛利王礼物,一件代表我们善意的礼物。我说:‘我们是世界最小民族,把这个礼物送给世界最大民族。’”

  “毛泽东笑了。他鼓励我说:‘最小民族与最大民族一样伟大。’他把斗篷翻过来,问我羽毛如何织在一起。我母亲与祖母都是优秀织工,所以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场景,成为《走进红色中国》一大亮点。

  毛利人是新西兰原住民,独特毛利文化是新西兰国家象徵之一。作为毛利首领特有服饰,羽毛斗篷(Kahu huruhuru)代表尊贵与荣耀。

  二○○四年,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John McKinnon)听说这个故事,设法找到纪录片。观看之后,他託人四处打听,花费一年功夫,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找到了。当时,一位新西兰毛利首领恰好在中国访问,麦康年请他前往北京鉴定,证实正是这件斗篷。

  斗篷约一米见方,以黄色羽毛为底,配以黑、灰色羽毛,羽毛来自鸡、雉、野鸭、信天翁与紫水鸡,用羊毛线编织成方形图案,大约製作于一九五○年。

  二○一三年,新西兰国家博物馆(Museum of New Zealand,毛利语Te Papa)暂借这件斗篷,当年六月至十月,在惠灵顿(Wellington)展览。纽中友协荣誉主席邓里(Simon Deng)提供活动资金。

  四月二十三日,斗篷迎接仪式十分感人,纽中友协会员领唱中国民歌《茉莉花》。毛利事务部长说:“毛利斗篷是一件重要珍品。我们盼望把它带回家,让新西兰人见一见。”

  羽毛在风中轻轻摆动,展现动人时刻。每一根羽毛、每一缕毛线,均象徵威望(mana)、谨慎(manaakitanga)与权力(kaitiakitanga)。斗篷似乎有生命,离开故国,又重返故国。时光短暂,却带回一条信息:它是纽中文化大使,承载和平与希望。

  二○一四年十月,在邓里艺术文化基金贊助下,《走进红色中国》由纽中友协全国副会长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剪辑製成光碟,再次走进新西兰民众视野。这部新版纪录片,在中国也掀起一股热潮。

  发扬艾黎精神

  荣大伟经常去甘肃山丹。他质朴地说:我可以在高级酒店品茶,也可以去穷苦农村工作,吃乡下饭。山里人,每天三顿只有玉米粥喝!我要帮助农村穷人,路易.艾黎就是这样做的。

  一九四○年,路易.艾黎在陕西宝鸡双石铺,创建培黎工艺学校。受日军威胁时,艾黎与英国人何克(George Hogg)率领六十名学生,跋涉到戈壁沙漠。在山丹古镇,路易租下旧庙作为教室,任命何克为校长。山丹培黎学校,为中国培养一大批优秀工程技术人才。

  艾黎逝世半年前,一九八七年四月,山丹培黎学校重建。自此,纽中友协每年资助新西兰人来校支教。二○一四年二月,纳塔利.鲍伊(Natalie Bowie)被派往山丹。她在博客中记述:

  二月十一日 我昨天在奥克兰,见到前两任老师布伦丹(Brendan)与吉米(Jimmy),一起聊了两个半小时。他们都说,在山丹教书,改变很多人生想法。那我又不明白了:既然这样,他们现在应该抢着钻进我的行李箱,与我一起去山丹啊!!

  二月十七日 令我想不到的是,我选择去山丹教书,竟然得到这么多人支持与鼓励。我原以为没什么人,会对这个决定感兴趣。他们对我称赞:“你真勇敢、无畏、令人钦佩”等话,让我感到很不好意思。

  三月十八日 我庆幸不是金头髮西方人。即使如此,我在山丹所到之处,得到“注目礼”也够多,大概不少于五百次吧。

  三月二十九日 我不贊同的是,学生每周至少五天,从早上六点四十分上课,直到晚上九点半。有些学生周六还要上课,周日傍晚还有作业。虽然有课休时间,但是课程安排这样紧密,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

  很多学生不愿意上英语课。我任课前几个星期,他们对外国老师的新鲜感还在,还都规规矩矩地上课。但是不多久,就开始搞小动作。我班有四十四名男生,大部分主修机械专业。他们好动,喜欢打篮球、摆弄电机,喜欢在女孩子面前耍酷。让他们坐在教室里,老老实实上英语课,可真是一种挑战。

  更棘手的是,教学资源有限。只有一块黑板与一根白粉笔,剩下的,就是我的大嗓门。真庆幸,我带来三本英文杂誌。至今,我没敢把这些杂誌扔掉,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鼓励学生学习的教材道具是什么。

  有一些好学的学生,很爱提问题,英文通常比较好。课堂上,也是他们抢答问题,并友好地用中文向其他同学解释。上周是我任课第六周,我把过去五周所教单词,重新復习一遍。当学生们告诉我“married”、“midnight”、“pumpkin”等单词含义时,我略感欣慰:学生们总算有进步了!

  纳塔利是八十后青年。有时,她也自问:为什么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做志愿者?山丹生活艰苦。有一些事情,使她烦恼、消极,甚至懊悔。但她也说:比起艾黎当年承受艰苦,我是无病呻吟。

  二○一五年三月,荣大伟到访山丹,给纳塔利的学生们上了一堂课,讲述艾黎故事与培黎校史。学生们很高兴,纳塔利更高兴:有机会用英语畅谈,真是痛快!

  就在一年前,纳塔利结识一位新西兰青年,叫帕利.雷诺兹(Parley Reynolds)。他作为二○一四年度“纽中友协青年友谊大使”,来到山丹开展项目合作。

  帕利认为,中国碳排放量百分之五至十,是生产水泥造成。所以,项目试点要建立一个清洁、绿色替代方案,鼓励农民学习种植、加工工业原麻纤维,製成一种价廉质轻、高强度建筑材料,用以代替水泥。

  看到新西兰年轻人传承路易.艾黎精神,让荣大伟倍感欣喜。他说,艾黎在中国找到大爱。用孔子“仁义”思想,不难理解艾黎精神。二○○六年以来,纽中友协与工合、山丹合作社联盟、山丹培黎学校合作,在中国西北参与一系列扶贫项目。至今,协会已建立山丹县四十多家合作社,以及陕西省八家。山丹亦成为合作社示范县。

  新西兰与中国,地球南端与北端,相距如此遥远,却没有阻隔人民之间交往。路易.艾黎,这位“新西兰之子”对中国的感情与贡献,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新西兰人,构筑联结两国人民友谊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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