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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 艾黎:中国“工合”之父
发布时间:2017-10-24      点击次数:125

来源:大公报

  图:艾黎(左四)与早期“工合”工作人员在一起。左一为“工合”西北地区主任卢广绵

  路易.艾黎(Rewi Alley),这个名字源出于新西兰毛利酋长路易.曼尼亚波托(Rewi Maniapoto)。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位英勇善战的酋长,率领毛利人抗击英国殖民军。最终,路易的武装遭到包围,几乎弹尽粮绝。当英军要他们投降时,路易高声喊道:“我们将一起战斗,永远坚持战斗!”

  路易.艾黎终生实践这一战斗口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为抵抗日本侵略军,他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Gung Ho),同样高声喊出:“一起干(Working Together)!”

  “工合”创立设想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描述第一次见到路易.艾黎的印象:“面孔被太阳晒得通红,头髮乱蓬蓬地竖起”,“他有极强健四肢……两条巨腿阔步而行,从他那蓝色、深邃双眸中,彷彿可以看到远方地平线。”

  那是一九二九年夏天,艾黎利用假期,搭火车从北京去绥远萨拉齐,参加华洋义赈会救灾工作。途中,遇上大暴雨,雨水顺着破裂车顶流进车内。

  一次长时间停车时,艾黎穿着揉皱的卡其衬衫与短裤,在站台上散步让衣服吹乾。突然,从站台上一群农民中,走出一个身穿雪白外套、衬衫、短裤与白色长袜的外国人,艾黎多么惊讶!这个外国人就是斯诺。

  斯诺向艾黎打招呼,以为他是白俄,说:“你英语说得很好。”艾黎讲了自己是谁后,斯诺邀请他到贵宾车厢,说他是铁道部副部长的客人,在进行一次考察旅行。斯诺询问,是否可让艾黎上贵宾车厢。胡副部长看了艾黎一眼,断然拒绝了。于是,艾黎乐得回到难民中间,席地而坐,直到半夜抵达目的地。

  路易.艾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日,出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 the Canterbury plains)一个教师家庭。一九一六年,艾黎加入新西兰远征军,开赴欧洲战场,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

  退役后,艾黎在北岛塔拉纳基(Taranaki)合办牧场,度过六年艰苦岁月。他写道:“莫瓦蒂亚(Moeawatea)的生活,给我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一九二六年,他经常从各周刊上读到中国大革命消息,萌生去中国看个究竟的想法。

  这年四月二十一日,艾黎乘船抵达上海,找到上海租界工部局一份工作,先后担任消防处防火督察、工业科工厂督察长。“最痛苦经歷之一,是看到当时缫丝业体制下,童工所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

  一九三三年,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引荐下,艾黎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结识宋庆龄。他们初次见面,谈得非常投机,从此建立终生友谊。这期间,艾黎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繫。

  卢沟桥事件爆发时,艾黎正在美国旅行。七月中旬,他回到上海,战事仍在周围地区继续。黄浦江上驶过日本军舰,可以闻到两岸焚烧的臭味,杨浦区与虹口工厂区已被炸成平地。随着冬季来临,飢饿与寒冷造成的死亡,每月超过一万人。

  在那些日子里,斯诺与艾黎一起,多次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斯诺与妻子海伦(Helen Snow)刚从北平来,为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报道上海战况。

  抗战之前,中国现代化工业集中沿海各省,上海一地佔半数以上。日军对中国工业恣意破坏,让艾黎深感沮丧:各工厂除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机器扔进废铁堆,等待运往日本,或就地製造军火,中国工业陷于瘫痪。

  随着战火蔓延,难民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六十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艾黎开始思索:如何利用自己工厂督察的实际经验为抗战服务?怎样才能把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抗战工业?

  一次讨论中,海伦.斯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是会合作的。”

  斯诺表示贊同。艾黎说,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但我将按照在整个非敌佔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那天晚上,艾黎打字到半夜,让办公室人员打出几份拷贝。第二天下午,斯诺夫妇又做了一些改动。斯诺把这份文稿,连同多张上海工厂遭到破坏照片,一起送给《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主编鲍威尔(J. B. Powell)印刷。

  小册子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生产问题调查及建立工业合作社总战略。斯诺散发给上海各界人士传阅。一九三八年四月,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银行家徐新六等。艾黎制定徽章时,想出一个名称“工合”,意即“一起干!”

  取得宋美龄支持

  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也收到小册子。斯诺在一次关于“工合”的谈话中,赢得了他的同情。

  起初,阿奇博尔德对该计划能否得到国共双方贊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百分之百支持,宋子文也答应以私人银行家身份给予帮助时,他被说服了。

  阿奇博尔德一到武汉,就向宋美龄与澳洲顾问端纳(W.H.Donald),兜售这一设想。这两个人,是国民党抗日派中强而有力人物。显然,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心意。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那天晚上,艾黎登上去香港的“皇后”号(Empress)轮船。宋庆龄告诉他,宋子文将在香港安排好一架飞机,次日送他去武汉。

  在武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艾黎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运动;中国的老百姓亲共,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不行。

  一天,孔祥熙在汉口江边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一次聚会,找来好几位长江下游老实业家,端纳也参加了。孔祥熙的意思是,在江苏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敌后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才是银行的可靠投资对象。至于战时“工合”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怒气沖沖地闯了进来,要艾黎与端纳跟她走。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宋美龄让端纳去请孔祥熙下来,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

  第二天早上,授权果然到手,工作就此开始。周恩来对“工合”十分热心。在武汉东湖寓所,艾黎第一次见到他。周恩来说,既然採取行动权力在国民党手上,我最好找主要抗日派人士,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与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一部分,当前主要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

  周恩来认为,如果把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是最好不过。这样,“工合”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周恩来还派王炳南,参加“工合”早期许多会议。

  博古帮助制定政策。有一次,武汉酷热一天过后,艾黎正在洗澡,博古来了,不等艾黎穿好衣服,就坐在澡盆边上,谈论当前形势。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这样,八路军就将佔领农村,与侵略者展开游击战。因此,武汉工业要尽量搬到西北。

  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政府任命艾黎为行政院技术顾问,组织“工合”运动。

  艾黎提议,由约瑟夫.贝利(Joseph Bailie)学生─刘广沛担任总干事。孔祥熙同意了。协会成立后,艾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武汉工业撤往西北。他指出,趁现在火车尚能开往西安,必须马上做。对此,翁文灏极力反对,但宋美龄支持。

  最后,国民党军事总部每天派六列火车,担负撤出工厂任务。申新第六棉纺厂一直撤到宝鸡,其他两个纺织厂撤到西安附近。大部分小厂机器,都送到西安以西蔡家坡。

  “工合”中央总部初具规模后,在宝鸡成立第一个地区办事处。卢广绵是负责人,干得很出色。七个铁匠组成宝鸡第一家合作社。此后,利用迁到当地一部分工厂设备,只用了两个星期,又组织起十多家。三个月内,就有製鞋,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

  一个灰白头髮的河南农民,带领一群难民逃到宝鸡。有人出主意,叫他去找“工合”。他壮着胆子去了,说他那伙人都会织布,原以为会遭到当官的一口回绝,没想到被告知马上可以造织布机、盖住棚,并可先拿到一笔贷款。他绝处逢生,趴在桌上哭了。一连几年,这家合作社办得很好,生意兴隆。

  提起宝鸡的工作,宋美龄常夸艾黎说:“依格宝鸡(你的宝鸡)。”

  延安会见毛泽东

  艾黎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所在地,开始为时六年的“工合”实地工作第一阶段。

  一九三九年初,艾黎去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二十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随后,他带着一大批材料与几个中国人一同动身去广州。第二天,搭火车北上韶关。

  赣州,位于赣南贡水与赣江交汇处。一行人从韶关乘公共汽车,途经南雄,翻过梅岭山区,经过大余、南康,到达赣州。初到赣州,住进一家濒临倒塌的小客栈里,那里正流行登革热,大家全都染上了。

  在“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任孟受曾帮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筹备,东南地区办事处宣告成立。此后一年多,仅在赣州及附近地区,建立约一百三十多家合作社。难民们被组织起来,在机械、造船、印刷、纺织、製革、製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合作社工作。一种发展战时经济气氛,很快在赣州传播开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艾黎从东南地区赴重庆,开始对西北“工合”视察旅行。武汉已经陷落,“工合”总部也迁往那里。

  艾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请王炳南帮忙安排去延安。王炳南说,一个印度援华医疗队车队,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延安。三个星期后,艾黎跟随车队抵达。

  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意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指导站,正在开挖五孔窰洞,作为办公地点。毛泽东会见艾黎,进行一次长时间谈话。艾黎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与他交谈,介绍合作社最近工作情况。毛泽东仔细倾听,启发艾黎多讲。对江西瑞金地区情况,他尤其感兴趣,听后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艾黎借用印度医疗队救护车前往榆林。延安“工合”干部李志成在那里设立一个事务所。从榆林回来时,艾黎又冷又饿。天气寒冷,车子绕行于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条黄土山谷,路边河床结了坚冰。

  一九三九年底,艾黎从西安返回延安。在祝贺吴玉章生日聚会上,艾黎又见到毛泽东,听他讲话。那天天气奇冷,风雪从艾黎近旁破窗户颳进来。不久,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工合”合作社一百多种工业品在会上展出,使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军经济封锁。

  一个大雪纷飞夜晚,艾黎被叫到毛泽东住处谈话。毛泽东举止沉着,在昏暗灯光下,身影似乎充满整个屋子。他对“工合”工作给予鼓励,要求设法支援在晋西北打游击的贺龙。他说,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

  此时的“工合”,已成为跨越国共两党的组织。从某种意义上,维繫了统一战线。毛泽东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运动。他们认为,日本人看来很可能要向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八路军一定会佔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军侧翼,双石铺将成为一个工业与游击中心。

  艾黎得知,贺龙军队急需製造手榴弹。他考虑,设法从晋东南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创办铸铁翻砂厂。

  为此,艾黎与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繫。当时,办事处是一位袁姓东北大汉领导。通过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艾黎约他在澡堂见面,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原来,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情,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使许多人送命。这也成为一九四二年,艾黎被解除行政院职务的主要原因之一。

  (路易.艾黎系列之一,图片由全国友协提供)

原文章: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7/1022/3505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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