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黄主席、余校长、牛校长，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共同见证培黎国际产教联盟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此联盟组织的组建，像是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投下了一颗“巨浪”般的石子，是对我国教育发展深层矛盾的一次“破局尝试”，也是对“重理论轻实践”教育积弊的一次主动宣战。

回溯我们的教育文化，“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传统认知，看似是对“脑力劳动”的推崇，实则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壁垒：它将“动手实践”与“低端技能”画上等号，将“产业需求”与“教育目标”割裂开来，最终导致不少人才陷入“纸上谈兵易，躬身实践难”的困境。

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律显示：全球近1/3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学术根基都深扎在具备职业教育基因的院校中。麻省理工学院（MIT）从为工厂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学院起步，却凭借“Mind and Hand”（手脑并用）的校训，成长为引领全球科技革命的顶尖学府；爱因斯坦毕业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最初也是以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为核心，最终培育出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案例绝非偶然，它们印证了一个核心逻辑：教育的价值，永远要在“解决真实问题”中体现；人才的成长，必须在“对接产业需求”中完成。

反观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认知偏差”，更是“结构失衡”。1949年，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大量文科人才夯实文化根基，100多所大学设中文系是时代所需；但如今，在14亿人口、产业升级迫切的背景下，大量学校仍在重复设置同类文科专业，而高端制造、精密加工、现代服务等需要“动手能力”的领域，却面临“人才荒”——这不是“供过于求”，而是“供需错配”。正如黄主席所言，“6年炼钢，12年才知道铁矿含铁量”，这句话戳中了我们人才培养的痛点：如果教育脱离产业实践，再优质的“理论人才”，也无法为国家炼出“优质钢、合金钢”。

美国1981年的教育改革史，更值得我们深思。那场禁止教育官员参与、仅让企业代表发声的大会，本质上是一次“权力让渡”。让最懂人才需求的“使用者”（企业），去纠正教育“制造者”（院校）的偏差。直到企业的声音被充分重视，官员才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最终形成的教育改革宣言，让美国教育真正对接了产业发展。但遗憾的是，我们很多教育研究者却忽略了这段历史的核心，他们将教育局限在“书房里的理论建构”“课本上的知识传递”，却忘了教育的最终考场，永远在工厂车间、在项目现场、在产业一线。

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做工，大脑会思考”。培黎国际产教联盟的成立，正是要重拾这份教育初心。我们不仅要“手脑并用”，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上“创造与分析”，让人才既能“下得了车间”，又能“解得了难题”，更能“创得出新局”。这不是对传统教育的“修补”，而是对教育逻辑的“重构”。让企业从“人才接收方”变成“培养参与方”，让院校从“知识输出方”变成“实践育人方”，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者”变成“问题解决者”。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问题收尾：为什么日常场景中我们用十字螺丝，手表里却坚持用一字螺丝？答案其实很简单：十字螺丝适合批量安装，效率更高；而手表里的一字螺丝，需要更精细的受力控制，更适配精密仪器的维修需求。这个细节背后，藏着我们人才培养的核心方向——教育不能只教“通用规律”，更要教“场景化解决能力”；不能只培养“标准化人才”，更要培养“能应对细分需求的专业人才”。

今天，培黎国际产教联盟的成立，就是要打破“教育与产业”的壁垒，撕掉“理论与实践”的标签。期待联盟能联合各位教育家、企业家，把“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理念，落实到每一门课程、每一次实践、每一个项目中，真正培养出能为国家在产业竞争中赢得“话语权”的实干人才！

最后，祝愿联盟越办越好，祝愿各位同仁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