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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合国际通讯第61期
发布时间:2008-08-21      点击次数:3440

合作社立法

关于合作社立法建议的答复意见

杨波、王厚德同志:
你们关于制定合作社法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合作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解决农产品流通到密切供需关系都需要大力发展合作社。考虑到现阶段合作社在我国发展的现状,有关部门建议先就我国发展较快的供销合作社进行立法。1995年中央5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供销合作社的立法工作;1996、1997两年国务院都将供销合作社法列入立法计划,有关部门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九届全国人大期间,考虑到合作经济组织在城乡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解决农产品流通中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确定要制定《合作经济组织法》(有关领导建议为避免人们误解为五十年代合作社而改称此名)。供销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有关内容应纳入该法调整,因此,对于供销合作社是否仍需要立法有待该法出台后再根据情况确定。
关于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工作,由于合作社涉及面广,除供销合作社外,其它合作社尚处于摸索阶段,因此这项工作正在积极调研中,具体的起草工作可能要延迟到十届人大。
感谢你们对合作社立法及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2002年7月8日


学习与考察

对香港社区经济发展的探访

    我们工合国际委员会一行三人(执委唐宗昆、阮恩光,项目官员袁英华)受香港NGO组织乐施会(OXFAM)的邀请,于6月1日至7日对香港社区经济进行了初步的考察。期间我们走访了乐施会香港总部,在湾仔区探访旧区居民和小商贩,在深水埠探访了社区环境保护计划和装修合作社、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创办的妇女合作社(环保洁净队)、社区劳资关系协进会创办的二手货物交易及女工合作社,在香港中文大学参观了女工便利店(合作小店),参与了社区文化工作坊。考察期间,还听取了乐施会总干事庄陈有对该会的性质、宗旨及工作发展的介绍;听取了积极参与乐施会工作的志愿者、香港城市大学讲师黄洪博士、岭南大学许宝强博士对香港社区经济发展、社区妇女工作和社区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介绍。通过此次考察,使我们对香港的社区经济的发展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香港社区经济概况
    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02年统计,2001年香港人口有672.4万人,其中劳动人口为344万人。近几年失业人数逐年上升,1996年失业率为2.6%;2000年为4.4%;2001年为6.1%;2002年1月,失业率上升到6.7%(见《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02年编订)。当前香港失业人数高达22万人(黄洪,2002)。香港市民生活是以4500港元为中数,在这个数以下为贫困生活,其劳工被主流劳工市场排斥出来,形成弱势群体,成为处于"次等劳工市场",处于被压迫的边缘位置,因此在香港经济界被统称为"边缘劳工"。"边缘劳工"分为贫穷劳工、就业不足劳工和失业工人。
1999年,香港边缘劳工人数高达64万(黄洪,2002),其中失业人员21.7万,就业不足为10.3万,贫穷劳工为32.3万。边缘劳工的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因为
从80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北移、甚至服务业外移和90年代的金融风暴,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造成中年劳工、尤其是30岁以上的妇女大批失业。我们离港的那天正碰上经营了20多年的敦煌酒店集团破产,1000多名员工失业,成为岛内的一大新闻。据《大公报》2002年6月7日报道,业内人士估计:今年香港饮食业会有2万人失业。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区经济不为社会重视,因为那时有大量的制造业吸纳几十万的产业工人,因此失业问题并不象今天那么严重。而今天香港边缘劳工的大量存在给社区生活、社会安定都带来很大压力。发展社区经济成为香港社会NGO组织关注的焦点。
    社区经济的发展是以社区为本,力求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目的。
    二、社区劳动"时分券"
    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师黄洪博士、岭南大学许宝强博士等人士的积极参与帮助下,香港著名的圣雅各福群会推行社区经济互助计划,其中利用劳动"时分券"方法来促进社区内的劳动服务之间的交换和劳动与二手货物的交换。
香港社区的这个劳动"时分券"的创想是来自美国的HOURS制度和时间货币。美国人格尔劳华(Paui Grover)于1991年在纽约的ITHACA创立。它是一种民间发行的纸币,1小时工作等于10美圆的回报。从1991年至1997年在ITHACA共发行了57000美圆的HOUR纸币,参与交易的人有1500至2000人,其中包括各类商店、餐厅、电影院、食品店,有30个农产品市场和一个信贷合作社,每月的交易额相当于60000美圆。HOURS制度还成立董事会,由成员选举执行董事,董事会负责HOURS数量的印制和发行,可以说董事会是HOURS制度的"中央银行"(黄洪,2000)。
    香港社区的劳动"时分券"是会员制,加入会员要有二名老会员介绍,填表交2张照片,并交5元会员费/年,成为社区经济互助计划的成员,并承诺愿意接受其他成员能用"时分券"来换取你的服务,一入会就有60时分,属于赠送。6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参加(6--17岁需要家长同意)。服务价格由提供和接受服务的人双方自己协商决定。劳动每小时为60时分(最低取分)。比如,会员A为会员B的孩子教数学1小时,那么B就给A60时分。劳动换取时分最高可换取4倍,即240时分。你需要什么服务或你想提供什么服务都可以交流,可以刊登在圣雅各福群会主办的《时分报》上。香港家政服务市场每小时是50元,而"时分券"60分相当于30元。可见比市场价格低得多。现在不仅有下层百姓,还引来了一些中产阶级人士参加,如医生、律师等等。为了推动交换,还定期举办用"时分券"来"购买"二手货物的二手货物交易市场。
    三、在社区创办各种合作社
    香港的合作社经济没有什么历史传统。虽然早在1947年港英当局颁布一个渔业合作社条例。其早期的合作社也局限于渔业,但多数已经结束运行。至今香港渔业主要还是个体和私营为主。
    近几年由于失业工人巨增、大陆移居香港的劳工家庭增多,于是在香港的一些NGO组织如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劳资关系协进会、乐施会、圣雅各福群会等等组织的关注和帮助下,才想方设法成立各种合作社组织。其目的是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反对资本垄断和剥削、倡导民主合作。
    这次考察,我们走访了香港妇女中心协会,这个协会是1985年成立,在过去的25年里成功地帮助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以及在妇女的就业培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年来开始在女工中间组织各种合作社。在深水埠大坑东道社区协会创办了妇女环保清洁队和妇女绿色生活合作社、装修合作社。
    2001年11月成立的装修合作社,是社区失业工人,也有女工自愿参加组织的为老年移居工程从事家庭装修工作的合作社。现在有60名社员,每人入股100港元。由于装修合作社在老年人中有信誉、工作质量好,因此政府的拆迁工程中的装修活就让合作社来做。按工程项目分红。头几个月社员能拿三四千元,现在多的能够拿到7000元。年终还有劳动分红。
    1997年成立的女工速印合作社(当初叫女工速印互助社),是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创办。一开始有10名社员组成。五年来社员进进出出,现在还有6名社员。分配方法是为顾主打字每1000字40元,其中四成是该打字的社员拿,六成是归合作社。合作社的盈利分配,70%用于合作社的发展;10%用于推动合作社运动的基金(支持其他女工创办合作社);10%社员劳动分红;10%用于社员聚会。
    2001年9月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女工合作社(小卖店),是在大学学生会的帮助下成立的。10名社员每人入股2000元,外借8万元,社会赞助2万元,共12万元开办为学生服务的小卖店。虽然由于小批量进货,成本高,出售商品价格也相对高于大超市,但是小店有经营特色,而且社员与学生关系很好,虽然贵点,也受学生欢迎。平时每天经营额能达到3000元,繁忙时每天能达4000元。合作社除了交每月的房租、水电费6000元,以及其他成本,社员每月能有2000元收入。目前经营项目扩大,有有特色的食品加工的熟食、饮品、杂货报刊、打字速印等文化服务。
这些合作社的特点是:
1)主要是从事服务领域,规模小,只有十来人。
2)社员主要是中年女工(40--55岁),但是能坚持下来的女工对合作社的价值观有比较高的认识,这是源于合作社知识的培训和教育。
3)有社会NGO组织的热心支持。
香港创办合作社遇到的困难是:
1)目前香港除了1947年颁布的渔业合作社条例,没有其他合作社法律。因此上述合作社都没有注册登记。合作社缺乏法律支持。
2)社会对合作社缺乏认同,认为办合作社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的企业制度,包括有些社员信心不足,而能干的社员不断流失,出现合作社成为主流经济的培训学校的现象。
3)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竞争激烈,合作社初创阶段往往生意有限而生存艰难。
四、我们的体会
1、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成熟化、制度化,并有比较高的市场信誉度,这对于发展合作社是有利的。如果香港特区政府能颁布合作社条例,那么香港社区合作社会有更大的发展。
2、香港社区居民由于对资本家雇佣劳动的剥削有切肤之痛,因此能比较快地接受合作社思想和发扬合作精神。
3、社会有很多NGO组织、公会和一些宗教团体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以支持和援助,尤其在培训失业女工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
4、对比我们参观的香港几家合作社,虽然创办时间不长,但是他们对合作社的认识比我们在内地看到的合作社员工的认识要高得多。尤其他们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坚持合作社的尊严,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
 (阮恩光执笔 唐宗昆 修改)


合作社信息

对上海2家合作社企业的调研
  
 7月17---18日,加拿大合作社问题专家、ICCIC---CCA项目督导委员会主席Ingrid Fisher女士在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长郭丽娜、执委阮恩光的陪同下,走访了希盟商务咨询事务中心、上海供销合作总社、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上海行健学院(社区学院)和上海相见诚快餐公司。在上海,Ingrid Fisher女士对所访问的2家合作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的工作非常成功,并表示把这2个合作社的经验带回加拿大去,向CCA有关部门推荐和宣传。现将其中2家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一、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
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是1985年市五汽公交公司十几名富余职工自己掏钱,集资了几万元,办出租汽车经营部。当时注册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虽然赢利,但是职工工资和奖金都是低于国营的
五汽公交公司的职工。1992年开始改制为股份合作制,大家集资30万元,最低1万元,最高6万元。共有职工296人,其中入股的职工股东126名。但是虽然企业名称改为"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公司股份增加外,其他运行制度、管理制度都按集体企业老样子,一切由"上级"公司说了算,如企业领导干部是由上级公司委派任命,而不是职工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况且对过去积累的56.4万资产也没有界定产权归属。
1998年是鹏远公司股份合作制规范年,首先明确历年积累为公司"鹏远人"所有。其次,建立股东代表大会制度(一年开二次)五年一届,成立了董事会(5名董事)和监事会(5名监事),聘任经营者---,再次他们开辟国营公交不愿意去的551线、申方线和陆安线。就551线而言,当时是连续3年亏损,但是他们增加投入,现在成为赢利线。10年来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每年营业收入以12%的速度增长,如今小汽车、客运中巴、旅游大巴有100多辆,职工收入增加3.6倍,固定资产净值893万元。解决社会就业人员300人。被银行评定为AA级信用等级。
上海鹏远公交出租汽车公司的理念是以人为本,实现"六个必":婚嫁必贺;生日必祝;丧事必悼;伤病必望;有难必帮;办事必须公。党员干部是"三个先":先知道情况;先统一思想;先一步行动,起模范作用。
二、上海相见诚快餐公司
(一)企业概况。上海相见诚快餐公司,前身最早是1958年街道妇女创办的公共食堂,后来改为黄蒲区饮食公司,下有46家饮食商店(集体企业),但是经营很不景气,面临倒闭的困境。在总经理曹林生先生的带领下,1994年改制为股份合作制,246名职工,其中有186人入股。当初最低入股2000元(现在为10000元),共筹资166万元,加上原来劳动积累45万元,注册资本为221万元。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
 企业退休人员385人,由于向社会交纳"四金"(养老、医疗、失业、住房公积金),因此从社会统筹中拿退休金。企业还有30万公有股份,在30万的每年红利中,提取15%作为优先股(4.5万元),为退休人员用。其中60%(2.7万元),是退休人均共有。每年"九九"重阳节人均30元,春节人均40--50元。其中20%作为退休职工服务管理经费,近400名退休,分成10组(40人一组),管理者每人每月20元,因为他们要去做退休工人的工作,作为车马费。还有20%为重大事件、特困难人员建立基金,一次性的100---300元作为补助,由退休职工申请,酌情补助。
(二)经营状况。现在有7个网点,其中3个为中央厨房,每天生产快餐10000份送往中小学校、机关办公室和商务机构。盒饭最低4元,高的12元不等。每天50--60个品种,客户一周每天不重样。企业还为学生快餐入保险。每份盒饭入3分保险。另外有一个旅行社,一个小旅馆,一个电脑公司,还有一个儿童服装小市场。目前下属企业没有亏损单位,都有点赢利。经营属于良性循环。
 职工目前月平均工资收入790元(不包括分红),在2001年前是670元,当时平均工资低的原因是企业职工医疗费用开支巨大,每年要支出40--50万元。2001年后实行社会统筹,才支出减少,给每个工人增加100元工资。现在职工工资收入与经营者的工资收入相差3倍。但是现在职工有保险(企业交了四金)。企业股值是增长的,每1元一股,分红率一般为2毛2分。每年企业给职工股东一张祝贺卡,除了祝贺,还写明个人资本状况、今年分红情况、以及你个人分红所得。近几年还实行每10股,送1股。这个企业职工无论入股还是不入股,职工身份一样,都是按劳动岗位、技能分等级,按工资标准拿工资。企业为每个职工按工资总额的52.5%向社会交纳"四金",只不过入股的职工有分红权。
(三)实现民主管理。目前160名职工(其中12名为残疾人),有120人有股份。每5万股份推选1名代表(第一届是3万推选1名代表),几个股东可以凑5万股份推选1名代表,也可以自己有5万股份,自己就是代表。产生22名代表(其中4名是下属法人代表列席会议,没有选举权)。股东代表大会是一股一票,产生5名董事,组成董事会。在董事会上是一人一票。民主管理是靠程序来保障的。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前一个星期,用书面形式向股东说明开会的内容,让每个股东代表把职工的意见收集上来。董事会作述职报告,说明一年中的大事、要事,以及明年的重大决策,让代表充分评议和表决。
 企业领导层有50%是女性。
 企业注重关怀残疾人,企业建立助残基金。每年的"国际助残日",企业领导都去访问。有个退休残疾老工人,退休后还经常来企业坐坐,残疾老工人都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
(四)存在问题。(1)企业职工平均年龄48岁,女性职工大多数再过5年就退休。男性职工过10年也将退休。(2)现在企业不愁资金,因此,企业不想扩大股东人数。退休一个就减少一个。(3)缺乏有经营经验的接班人,年轻的大学生不愿意来公司工作。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的问题
 上海股份合作制企业有11520家,注册资金96.54亿元,从业人员28.7万人。根据反映,目前问题比较多。可以分老问题和新问题两类。
(一)老问题
(1)国家对股份合作制没有法律支持,上海最近要出台股份合作制规范的办法;
(2)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在提倡经营者持大股,有朝合伙制发展的倾向;
(3)企业制度本身不规范,董事长和经理一人兼,有精英人物说了算的倾向;
(4)企业职工平均年龄大(48---50岁),后继乏人;
(5)政府部门和二级公司(往往是行政性公司)对搞得不好的企业无人过问,但是对搞得好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存在从剥夺资产到人事调动无理干预现象;(6)市场环境不良,社会摊派、盘剥严重。
(二)新问题
(1)职工个人股份在萎缩,企业不想扩大职工股份额和增加职工股东;
(2)经营良好的企业被政府部门和上级公司强行收购,重新退回为国有或集体企业,这叫开倒车,是改革的倒退;
(3)经营者希望搞成持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提倡;
(4)一些地方政府重视发展非公有经济,即提倡私营经营,不提倡合作社经营;
(5)不规范,搞成假股份合作制,经营机制还是原来国有、集体企业那一套;
(6)经营者接班人缺乏,合作社缺乏企业家人才;
(7)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股东在缩小,雇佣工人的队伍在扩大,有"小集体"剥削"大集体",职工股东剥削打工仔的现象。
 (阮恩光)


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最近,北京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市经管站共同组织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其中我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张晓山参加了会议)、农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市人大农委、农业部农研中心、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等专家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关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问题。专家指出,合作社是劳动者个人产权私有基础上的约定共营经济,是市场经
济的必然产物,是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强调合作社必须进行自我改革,以适应变化的形势,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现阶段是合作社发展的又一次机遇,必须牢牢把握,要逐步把各种专业协会改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应在政策、物资上给予支持,如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农业生产资料、设立专项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规划等建议。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专家指出,合作社的主流是农业合作社,而农业合作社的主流是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发展方向是销售、加工,产业链条逐步延长,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逐步向实体方向发展;引入股份制,解决合作社的引资问题;合作社要逐步走向开放,可以公开向市场发行股票,吸引非社员资金,非社员可以分红,但不参加决策、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并、联合,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结合北京实际,不必强调非得由农民自己组织,但核心是农民增收,关键是体现"会员控制"。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规范问题。专家指出,要在规范中发展。现阶段要通过试点,总结经验,提出一批真正的合作社进行示范,并在政策、资金上给予扶持,建议北京市尽快出台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章程》。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专家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公益性的互助组织,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外是企业法人,因此需要在工商部门设立介于公益性团体与企业之间的中间法人,即合作社法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合作社法人。建议北京市搞改革试验,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在税收上实行减免税,取消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三年减免。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设立上,要规定最
低人数限制;要用制度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会员控制,核心是"利用"二字,达到会员控制雇员,而不是雇员控制会员。要重视合作社的三要素:农民个人产权、农民活动分子、政府支持。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政府之间的关系。专家认为相互之间不矛盾,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发展上要依靠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的支持;社区合作组织不应限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在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要在政策、法律上给予帮助,政府的功能是"扶持、引导、服务、规范"。
(北京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王元军供稿)

工合国际动态

援助农村妇女健康   促进农村脱贫发展
---- "何明清工合诊所妇女健康促进项目"记实

由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行,新西兰大使馆基金资助的"河北保定曲阳北宋家庄地区何明清诊所妇女健康促进项目",于2001年11月开始。在保定市旅游局、曲阳县政府、曲阳县卫生局,与地方乡、村委通力合作与支持下,进展顺利。

项目主要活动

 项目成立了由各合作单位负责人组成的项目领导小组,协调与指导项目活动。同时成立了工作小组负责项目的实施。参加人员来自于工合国际委员会,曲阳县卫生局,中华女子学院师生,曲阳县妇幼保
健站医师, 曲阳县医院医师,和北宋、南宋、邓家店村医。
项目工作小组编写与发放了多种培训与宣传教育材料, 包括项目介绍,促进农村妇女健康工作提纲,"妇女健康促进项目培训计划","贫困女性健康培训内
容","女性、健康、发展","妇女卫生常识","贫困女性健康培训调查问卷","常见农村妇科疾病防治百问百答"等。
项目工作小组先后已赴现场开展了五次活动,进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妇女健康普查。活动影响范围包括曲阳北宋家庄,南宋家庄,邓家店,干河沟、干河铺和唐县梭头两县六村的村民。其中,参与社会性别与健康培训活动的妇女有360多人,男性村民20多人,少年儿童60多人;填写"贫困女性健康培训调查问卷"者283人,有成年女性269人,女童14人;接受身体健康检查的 妇女151人, 男性村民22人,儿童5人;接受适量药物支持的妇科疾病患者有99人,男性村民20人,儿童5人;接受B超检查有5人,心电图仪测试3人;援助贫困患病妇女手术1人。同时,送"何明清工合诊所"村医进修培训。

当地贫困农村妇女健康、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基本查明身体状况普遍较差,妇女教育程度普遍很低,普遍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健康:调查发现,参与体检妇女中,普通妇科疾病总检出率高达55.8%,表明半数 
以上妇女都长期受妇女病的困扰。活动中,35-45岁的妇女普遍主诉例假不正常,40-50岁妇女普遍表现出更年期的综合症状。统计数据证实,31-50岁妇女是妇科疾病高发人群,约占体检查出的妇科疾病患者的76.6%。
教育程度:调查统计数字显示,有21%的妇女是文盲,近半数48%妇女只受过小学教育,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还不到24%。
家庭经济状况: 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000年全国乡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为2574.5元(据2001年10月"中国NGO扶贫国际会议"资料)。1990年国家有关贫困县的底线为年人均收入500元人民币,2001年为625元人民币。超过这个底线视为贫困。并提出用年均人收入人民币825元为评定虽已解决温饱问题,但仍然处于返贫危险之中的标准。国务院扶贫办政策研究处正在探索新的评定贫困标准,其中收入仍为基本指标,但扩大了衡量生产、社会和生活状况的指标,如,粮食收入、现金收入、住房条件、通电、通水、通路和通邮、健康与教育。其中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来,妇女的慢性病发病率和学龄女童的辍学率是很重要的指标。
用这些标准衡量,曲阳县仍属于贫困县,项目工作地区的村庄为曲阳县的贫困地区。
活动中根据家庭年收入统计,年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占26%,1000-3000元的占28%,仅有28%家庭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其中有20%的妇女没有填写收入,其原因可能是家中劳力以务农为主,自给自足,几乎没有收入来源。证实了当地妇女仍生活在贫困之中。

妇女改变自身状况的意识开始觉醒

项目实施的活动,对绝大多数妇女而言,是平生首次让她们相聚促膝谈心,从健康、文化、经济、儿女、老人等全方位地审视自己的状况,使她们思想受到震撼。很多人表现出了无奈:"穷,病,不懂,有什么办法呢?",但也有不少人显示出了要改变现状的愿望。几乎人人表示想学习,想参加培训,并强烈希望我们能多到她们中间去。

妇女卫生保健意识得到提高

根据问卷调查,只有37.5%的妇女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较差,4.2%的妇女认为很差,半数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不错。但实际妇科疾病的检出率却达55.8%。这一差异表明妇女对自我健康状况的漠视。活动中普遍诉说各种病痛,如头痛、关节痛、腰腿痛、糖尿病、胆囊炎、胃炎等疾病。可是,绝大多数妇女都说没看过病,最多到村卫生所拿些止疼片凑合。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自我保健意识的欠缺,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妇女病不算病。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疾病及由疾病带给自己的不便和痛苦,当地妇女表现出极大的痛苦和无奈。由于当地的贫困,多数妇女家中的钱仅够维持日常的生活开销,无钱治疗这类暂不危及生命的疾病。任疾病在自己身上肆虐成为当地妇女的唯一而无奈的选择。
分析认为,贫困固然影响了疾病的治疗,但对当地妇女而言,更重要的是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因此,工作中,重点加强了妇女生命过程中各重要阶段自我卫生保健常识的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唐县梭头村妇幼保健员,丈夫是村医。她怀孕期间不注意围产期保健,结果剖腹产一死婴。产后50多天,仍不规则出血。她前来求医,不仅医师给她提出治疗意见,我们抓住这一典型事例,着重使她认识到她缺的不是知识,而是意识,向她强调了女性自我保健意识的重要性。她深有感触地说:"我自己的教训使我意识到从小处预防的重要,今后一定要多让姐妹们加强女性自我保健意识,预防为主。"

适当缓解了求医难、治病难的困境

通过项目活动,对当地妇科疾病患者的适量药物支持,适当地减轻了她们的痛苦。同时帮助了一名查出为子宫肌瘤患者进行B超检查与到县医院手术切除,免除了她恶性病变的危险。并对多名孕妇的检查指导,帮助她们做好围产期保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妇女求医难,治疗难的困境,帮助做到有病早发现,早治疗。

妇女家庭成员健康得到一定关注与援助

很多妇女不仅自己积极参与活动,还携带孩子、丈夫前来求医问诊。随着影响扩大,媳妇陪婆婆,丈夫陪妻子,逐渐增多。有的村民还要求到家中为卧床不起的老人检查。对这些需求,我们基本都尽力给予支持。             
一位少女,双眼红肿,不停揉搓流泪,项目工作人员主动从当地村医室购买眼药水送给她。一位少年,面黄肌瘦,大夫诊断为胃炎,也得到了适量药物支持。唐县梭头村一位重病卧床40多天的老人,原来按照肺气肿在家由村医打针输液,一直不见效。工作小组送医上门,张医生判断为腹部有数个肿块,建议拉到北宋家村工合诊所进行B超检查 。B超结果证实了医生的判断。张医生建议他的家人立即送往县医院复诊和手术。一位丈夫曾在其妻子参与培训体检时,强拉硬拽回家。当工作人员中华女子学院董老师得知他家是特困家庭时,回京主动募捐衣物帮助,还提出资助辍学女儿读完小学。使这位丈夫改变了态度,不仅陪同其妻子儿女参与活动,还主动向医生说出了他自己的痛苦。经免费诊断,得知他为性功能障碍,他们二人原来曾对生活失去信心。医生和工作小组人员耐心对他们夫妇二人进行心理疏导工作与提供治疗意见。使他们感受到温暖,抛弃了轻生念头,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他们表示要互相体谅,共同改进家庭生活质量。

重视妇女精神健康,注重心理疏导

工作中发现,大量妇女精神焦虑症状很突出,尤其是35-55岁之间的妇女,普遍主诉头痛、失眠、神经痛。这引起了工作人员与医师对当地妇女精神健康状况的重视,加强了心理开导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
唐县两位30多岁妇女,前来诉说经常头疼失眠,检查结果没有疾病。项目工作人员向她们讲解精神放松的重要性。一位南宋妇女,50多岁,多次参与活动,始终满面愁容,眉头紧缩,一再诉说自己头疼、头晕、出虚汗,坚持说自己有心脏病。项目工作人员与医师给她反复讲解可能是更年期引起的反应,不要紧张焦虑。她不相信。医师说,我给你做心电图测试,如结果正常就没有病。心电图测试结果果然正常。她才露出一丝笑容,有些放松,表示她一定注意心理调适。
农村妇女因贫困劳累,承受着重大的精神压力,缺乏基本的精神卫生常识,使她们往往误认为自己有病,反过来加重了生理上的痛苦症状。因此,项目工作中始终注重心理疏导,促使她们重视自己的精神卫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了她们身体上的病痛。

社会性别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女性健康与发展"开始赢得关注。项目活动开始时,绝大多数妇女从来没想到过自己的健康也很重要,很多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叫"围产期"、"更年期",从没意识到妇女一生中各个重要阶段都需要保健。只知道"只要能动,就得干活";"丈夫孩子都比自己重要"。通过活动,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开始认识到女性自身健康的重要意义。
项目活动影响到的村庄,村支书、村长和村医都开始了对村里农村妇女工作的关注。各村长久被忽视沉寂的村妇幼保健员、生育卫生宣传员也开始活跃,积极要求做为志愿者,参与工作。有的村妇联主任还提出,不仅关心妇女健康,还要关心农村女青少年的教育和出路。

"何明清工合诊所"人员培训与学习机会

项目资助"何明清工合诊所"村医冯志刚到保定医院进修内科和B超仪器的使用技术,活动中帮助他在曲阳县医师指导下参与体检,促使他与县医院卫生医疗机构和各邻村村医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同时,充分发挥了由工合国际从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募捐给诊所的仪器设备的作用,在医师指导下,对孕妇和可疑患者进行仪器的检测与诊断。所有这些都使诊所人员受到了锻炼,技术上有明显提高,发挥了仪器设备的作用,在当地村民中扩大了影响。

何明清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帮助曲阳人民"的行动,获良好社会效应。曲阳县政府与县卫生局领导都明确表示,这个项目是为曲阳人民做好事的,要坚决支持。卫生局藏副局长每次都亲临现场,直接领导活动,组织工作,及时协调人、车、物,保证了项目活动顺利进行。曲阳县妇幼保健站和曲阳县医院在人手紧任务重情况下,每次都抽调技术骨干力量,满足项目活动中为村民体检的需要。他们常常由衷地说:"你们是为曲阳人民办好事来的,你们是来帮助曲阳人民的,我们更应该做好工作"。
 曲阳县卫生局在全县卫生系统开展了"向何明清学习"的活动,设立了"何明清医疗奖"。参加项目活动的曲阳县妇幼保健站和曲阳县医院医师,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仅开展体检,更注重心理疏导,深得好评。她们说新西兰朋友和工合国际都来帮助我们曲阳人民,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更应该做好。
 很多村民开始时观望徘徊,逐渐地主动前来参与活动,围着工作人员谈心。他们讲述曾经发生的各种各样打着为民治病的幌子,实际骗钱的遭遇。很多70-90岁的老人闻迅前来,讲述当年何明清为乡亲们治病的故事。很多村民反复地感叹:"没有想到你们这么 好","何明清又回来了"。      

重视儿童辍学现象,开展儿童健康与成才活动

项目活动中,发现贫困、疾病与家庭儿童辍学现象常常交织在一起。一位七十多岁老年妇女,儿子媳妇均病故,遗留下两个孙子,由老两口抚养,属特贫家庭。她前来参加活动寻求帮助。这些现象促使中期项目活动中增加了对普九教育对象的"少儿教育状况调查"。通过随机性对15位家庭中19个男孩,18个女孩,共37位儿童教育状况的统计的,初步结果如下:

   女孩 男孩
文盲   5.6% 5.3%
初小辍学  16.7% 10.5%
高小辍学  5.6% 10.5%
初中辍学  16.7%  5.3%
未能完成普九教育 44.60% 31.60%

尽管调查样本有限,仍可看出儿童辍学的普遍性,看到女童辍学率高于男童辍学率的典型特征。他们的母亲多为受教育程度低的患病的贫困妇女。这不能不令人沉重地预感"贫困-愚昧-疾病"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在这些家庭新一代身上重演!
这种现象引起了项目工作人员重视,活动中加强了向妇女们宣传一定要让孩子上学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参与活动儿童的辅导,将参与活动的儿童组织起来,赠送宣传品,铅笔等小礼品。开展小型活泼、健康与成长的宣传活动。

振作了当地村民脱贫的决心,激起了发展当地经济的讨论

项目的活动,虽仅仅是面向当地贫困妇女的身体健康,却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实际社会效应远远超出了农村妇女健康范畴。每次活动都会聚集起很多男性村民,他们自发地认真分析当地贫困根源,热烈讨论脱贫致富的途径。当地十个村的村长、书记 和会计还自动聚集在一起,专门与项目工作人员共同讨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环境因素,包括交通不便,乡镇小企业工业用水与废水造成的河流干涸,水质污染和土壤退化。他们热切盼望解决这些问题。
每次妇女健康支持活动实际上都伴随着村民对当地农村社区脱贫的自发性参与式讨论。如适当加以引导,会转化成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有效行动。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秘书处)

 

简    讯

北京大学成立"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

2002年7月16日,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就"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人类发展与志愿服务"为主题,举行了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计委、清华大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青团青年志愿者活动中心、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50多人。我工合国际执委阮恩光参加了会议。
会议有10位专家、教授作了主题报告。他们就志愿者的定义、志愿服务工作的意义、我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福还是祸?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与志愿者的工作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就志愿精神、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定义进行探讨。报告人认为志愿精神是指一种自愿的、不为报酬和收入而参加与推动人类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
今天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都十分重视志愿者的服务。就人口与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公民比例来说,志愿服务活动在美国占38%;日本占20%;加拿大占31%;新西兰占48%;以色列占22%,意大利占9%。就政府的投入而言,加拿大政府投入60%、私人赠送14%、经营收入26%;日本政府投入38%、私人赠送1%、经营收入60%;以色列政府投入49%、私人赠送18%、经营收入33%,可见发达国家对志愿服务都有不同程度的政府投入。根据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我国2002年4月经注册的志愿者有社区志愿者、工会志愿者、妇女志愿者、科技志愿者、医疗志愿者、扶贫志愿者、环保志愿者等,人数达到1000多万人,志愿者组织有6600个。他们当中有政府官员、高中级知识分子、大中小学生、离退休人员、技术工人、家庭妇女、个体工商人员,总之老中青少都有。另外,国外友好人士在中国的志愿者人数有1000人。
与会专家学者们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1.志愿服务的合理定位问题,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有中国特色。2.缺乏法律支持,尤其缺乏保护志愿者的法律规定。
3.缺乏资金支持,难以可持续发展。4.对志愿者缺乏管理和奖励机制。5.在各个志愿者组织之间缺乏协调机制。6.对志愿者组织缺乏政策优惠,如税收上的优惠。
(阮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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