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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合老战士乔治·何克
发布时间:2008-09-01      点击次数:9968

 

  电影《黄石的孩子》讲述的是:抗战期间,年轻的英国记者乔治·霍格(真人被称为何克)在湖北黄石遇到60名中国孤儿,为了逃离战火,他带着孩子们历尽艰险,从黄石一路走到甘肃山丹。这其实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当年那些黄石的孩子中,还有不少人健在。

  乔治·何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在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2月抵达上海。他本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再去印度,最后返回英国。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正愈演愈烈。23岁的何克留了下来,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何克离开上海后来到汉口,然后到了北平。1939年春,何克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他想跟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前去采访。然而,不幸的是,在旅行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染上了要命的斑疹伤寒,病倒在离北平不远的一家乡村小旅店里,命悬一线。

  幸运的是,旅店里又住进一位40来岁的女护士——凯瑟琳·霍尔。她是新西兰人,旅居中国多年,当时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在凯瑟琳的救护下,何克奇迹般地扛了过来。清醒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红色边区。

  在聂荣臻将军的邀请下,何克进入八路军驻地,参观了整个边区,甚至采访到了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他把见闻都写进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叫《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19457月下旬,甘肃兰州西北方向一座名叫山丹的小县城城南,有一所培黎工艺学校。正值暑假,学校师生们计划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山丹城南的焉支山。

  当时,校长何克的一个大脚趾头不知怎地碰破了。次日,就在培黎工艺学校的另一个校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带着远足的学生们离开学校不久,何克的病情开始恶化。

  艾黎急匆匆赶回学校。察看了何克的病情后,猛然意识到何克可能得了破伤风,那可就凶险了!他赶紧给武威市一位徐大夫打了电话,徐大夫或许能确切地诊断出何克得了什么病。不过,武威距离山丹有160公里,大夫赶过来需要时间。

  艾黎比何克大18岁,两人相识于1938年的汉口。那时,艾黎正在为工合运动而四处奔忙。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工合运动最早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随即得到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

  1938年初夏,在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下,艾黎认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第二年冬天,何克参加了工合组织。

  随后的日子里,何克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地奔波工作,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不久,他就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有一位好看的姑娘:小任。

  小任是何克倾心爱恋的女友,名叫任立之,当时是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在小学校里当教师。

  1940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统一战线遭受重创,工合组织内部也开始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任立之决定出走洛阳,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何克决定把小任送到洛阳,两人走一路聊一路,相约等战争结束了一定再见面。任立之还另外托付何克一件事。

  任立之今年已经91岁,在北京安享晚年。她对记者回忆说:我们妇女部里有个人叫聂长林,是地下党员。他有4个孩子,老婆又有病。聂长林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不得不离开后,一家生计就没着落了。

  好心的姑娘请求何克,如果有机会,略微照看一下聂家妻儿。何克慨然答应了下来。后来他所做的事,让任立之感动了60多年。

  聂长林的四个孩子,老大叫聂广淳,老二叫聂广涵,老三叫聂广涛,老四叫聂广沛。四兄弟如今都健在,记者采访到了其中两位。

  老大聂广淳今年80岁,家住吉林柳河县。老人清楚地记得,19415月,聂家老大、老二在陕西宝鸡的工合总部第一次见到了何克。何克很和蔼,兄弟俩跟着他离开了宝鸡。带着两个儿子,何克来到了秦岭脚下的小镇——双石铺。这里有一所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何克将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何克上任时,学校条件极差。

  培黎学校是由路易·艾黎在中国创办的。从1940年开始,艾黎先后在兰州、洛阳、双石铺和成都等地开办了多所培黎学校,专门招收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弟,教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向工合组织输送技术人才。

  在何克的带领下,学校的设备一件一件添置起来,学生的人数也在增加。因为经费来源不稳定,物价月月猛涨,何克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1942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在双石铺,聂家四兄弟跟着养父何克,度过了一段平静温馨的日子。

  1944年夏秋,为躲避战乱,艾黎主张学校转移,搬到甘肃山丹去。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艾黎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先行赶往山丹,剩下的一大摊子事全交给何克。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从双石铺到山丹,是1000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历尽千辛万苦,直到1945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

  就在从兰州翻山越岭去往山丹的途中,何克度过了30岁生日。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但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何克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在焦急的等待之后,艾黎他们总算盼来了武威的徐大夫。徐大夫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

  艾黎四处打电话找药,并给四五百公里外的兰州工合办事处拍了电报,请他们立即派医生带药过来。艾黎本人则和几个没去焉支山旅游的大孩子轮流看护何克。

  何克的病越来越危急,但治疗破伤风的药还没到。722日中午,何克终于没能抗过病魔。艾黎和学生们哭声一片。

  第二天上午,出殡的队伍缓缓前行。正走着,只见远远地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医生和救命的药终于赶到了……

  老三聂广涛和老四聂广沛一直不知道何克病了,等厨师老俞带他们去看何克时,只看到一座坟茔。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克写下了把我的一切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他的一切,从物质财产的角度讲,不过是打字机一台,照相机一部,手表一块。然而,他留给培黎学校的,远远不止这些。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同年9月,伦敦《新闻编年史》发表文章,征募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合组织工作的人。受何克精神的感染,有将近6000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后来,先后有二三十位外籍教师来到培黎学校任教。

  (摘自《北京日报》 侯健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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