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7-2
核心提示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的NGO组织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救灾工作。对于这股强大的民间力量，地方政府由犹疑逐渐走向接纳。
灾难面前，政府部门和NGO尝试了沟通与合作。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是一个由志愿者自助管理的多家NGO组织的协调机构，并被纳入了政府主导的救灾体系。这在地震灾区成为特例。
介入抗震救灾，也考验着NGO的智慧。这是否会成为中国NGO发展的拐点？遵道镇的志愿者协调办公室具备了样本式的观察意义。
□本报记者 李增勇 四川绵竹报道
地震重灾区之一的绵竹遵道镇，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板房里，每晚8时都有一个会。
这天是6月20日，4张桌子凑在一起，围着23个人。
“各位领导……”
田开华一开口，惹来哄堂大笑，“哈哈哈，这里没有领导。”
田开华是一名教师，是来自江苏的志愿者，下午刚到。会议在讨论如何安排他在遵道镇的工作。
“遭到”哄笑后，田开华一时不知如何继续。
这里确实没有领导。要说有，邱旖旎勉强算一个，22岁的她是遵道镇团委书记。其他22人来自全国8个省市，都是救灾的志愿者，分属于20家不同的NGO（公民社会组织）。
邱旖旎代表镇政府参加会议，负责协调志愿者在遵道镇的行动。
警惕 陌生的来客
“民政义工”是罗世鸿对自己团队最初的介绍，政府的小邱觉得，这相对容易接受
志愿者罗世鸿见到邱旖旎时，觉得小邱两眼发木。
那是5月15日，罗世鸿带领贵州的志愿者赶到遵道镇。3天前的大地震使遵道镇成为废墟，政府大楼也垮了。
救人、卸货、发放物资，3天没合眼，邱旖旎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一样，都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这时罗世鸿他们到了。
罗世鸿是NGO贵州高地研究所的负责人，是最早进入遵道镇的志愿者之一。他联合了贵州10家NGO组织到遵道镇进行服务。
“我们是志愿者，来帮忙救灾。”
“我们没吃的，也没多的水。没办法安置你们。”
“只需要一顶工作帐篷。我们自己带有睡觉的帐篷，还有干粮和水。”
小邱说，罗世鸿态度诚恳，又讲了很多救灾经验，那些经验让她感到新奇和可行，而政府也确实需要人手。
请示党委副书记后，罗世鸿得到了一顶蓝色的救灾帐篷。
“民政义工”。这是罗世鸿对自己团队最初的介绍。救灾初期，物资大部分来自民政系统。邱旖旎说觉得“民政义工”比较容易被接受。
虽然这样，邱旖旎对这群陌生人还是保持了警惕。
这种警惕下，志愿者王玉凯曾被一度“误解”。
来自辽宁的王玉凯，皮肤黝黑身体强健。工作人员要求看证件时，王玉凯跑出了帐篷，引起了怀疑。
10余名工作人员马上开始搜索，最后在政府大院的树林里找到了王玉凯，电筒齐刷刷地照着他。发现原来他是在翻找自己的证件。
此后的半月，王玉凯当起搬运工，晚上睡在房檐下，随时准备卸下拉来的救灾物资。
这样的“误解”，让小邱感到对不住王玉凯。
这位22岁的镇团委书记，此前对志愿者的概念，还停留在学生时代志愿“到敬老院扫地”的认识。
对于镇政府大多数的工作人员，NGO也是他们第一次听说的名词。
志愿者们的工作逐渐获得了遵道镇政府的信任。遵道镇党委书记林建华介绍，在谨慎的接触中，逐渐意识到NGO组织可以协助政府做不少的工作。
碰撞 合作逐渐加深
每天一早一晚的会，解决了碰撞的问题。重大问题则向镇领导请示
“镇政府只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工作，而志愿者可以照顾到一些特殊需求。”林建华说。
救灾初期的工作重点是物资发放。大量的救灾物资到达后，镇政府以户籍为依据，以村为单位分发，所有灾民的标准都是统一的。
第一次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物资发放，邱旖旎感到有些头疼。物资分配稍有不均，便会引来灾民的不满。
15日当晚，罗世鸿组织志愿者开了会，布置志愿者进村调查灾民的需求。罗世鸿带领的志愿者团队参加过贵州抗冰救灾，有较为成熟的经验。
志愿者发现，遵道镇4个灾民安置点里，垃圾乱扔，存在卫生问题。同时他们发现，救灾物资中急缺奶粉及女性用品等。
志愿者们组织灾民搞垃圾分类，同时，罗世鸿将需求情况反馈给了他们的支持者友成基金会。7大卡车物资很快运到了遵道镇。
奶粉、卫生巾等物资迅速分发到了特定灾民手中。邱旖旎对志愿者的工作效率感到惊讶。
镇政府和NGO很快达成默契：大宗物资交由政府按照人头发放，特定的物资则由志愿者分发。既保持了标准的统一，又照顾了特殊群体的需求。
“做政府无暇顾及的，查漏补缺。”罗世鸿称，这种定位得到了认可。
不过，邱旖旎也认为志愿者有些想法不完全切合实际。“志愿者拉来进口奶粉，当地婴儿不适应，有些会拉稀。衣服其实也不用买名牌。”邱旖旎说，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对农村不太熟悉。
每天早晨8点和每天晚上8点的两个会，解决了这些碰撞的问题。作为镇政府代表，邱旖旎记录志愿者的工作安排，也对有些问题提出看法。重大问题则向镇领导请示。
汇聚 统一意愿下的行动
“我们不能让志愿者满腔热情而来，失望而去。”镇党委书记林建华说
5月18日，NGO在遵道镇的工作取得标志性进展———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成立，并被纳入遵道镇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可能会被记入中国的NGO发展史。”罗世鸿兴奋不已，因为这在灾区是绝无仅有的。
罗世鸿说，在灾区的志愿者多处于混乱状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媒体重点报道的地方，志愿者“关注”过度，需要人的地方又找不到人。很多志愿者满腔热情到灾区，又失望而去。
相比之下，遵道镇的志愿者自称“幸运”。而他们的支持者友成基金会有良好的政府资源，也为他们带来了便利。
17日，万科集团的援建人员进入，此前万科决定捐资1亿元援建遵道镇。随万科援建团队一同到达遵道镇的，还有深圳登山协会。
这样，万科公司、友成基金会、罗世鸿带领的NGO和深圳登山协会，在遵道镇形成了一股合力，成为镇政府无法忽视的救援力量。
“与其无序的工作，还不如统一起来。”5月18日下午，万科援建项目总指挥朱保全向遵道镇党委书记林建华提议设立“志愿者协调办公室”。
建议得到了遵道镇政府认可。“我们不能让志愿者满腔热情而来，失望而去。”林建华说。
邱旖旎说，从那时起她的工作正式成为“联系、协调志愿者工作”。
5月21日，万科援建遵道镇政府的两排板房竣工。遵道镇政府将其中一排交由志愿者使用。罗世鸿说，有了固定办公场所，志愿者在遵道镇的工作开始系统化地展开。
NGO组织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遵道镇的协调办公室成立后，陕西、河北、北京等地的NGO纷纷联系，并派出了志愿者前往遵道镇。
一时间，遵道镇成为NGO组织眼中的“圣地”。
定位 只帮忙不添乱
“不能代替灾民，只能教给方法。”志愿者认为，若灾民形成依赖，将不利于重建
“只帮忙不添乱，查漏补缺。”这样的定位，成为在遵道镇的NGO的共识。
罗世鸿说，NGO必须坚持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工作，重点放在政府暂不能顾及的工作上。
罗世鸿介绍，遵道镇以外的有些NGO组织，在未跟政府沟通的情况下设立帐篷学校，但因天气炎热，帐篷并不适合，另一方面有安全隐患，帐篷学校最终被政府接管。
遵道镇志愿者也对无学上的学生进行了帮助。在志愿者的例会上，山西志愿者林艳梅提出了“快乐假期”的设想，得到了协调办公室的认可。
随后林艳梅做了详细的项目规划书和课程设计。学习点设在了小树林里，凉爽又安全。课程以娱乐为主，寓教于乐。孩子得到家长同意后，自愿参加。
活动以项目的形式上报遵道镇政府后，政府也参与到了“快乐假期”中，发文要求各个村组配合。
志愿者在调查中发现，遵道镇是年画和刺绣之乡，但一直没成规模。年画的设计和销售均由外部完成，遵道镇实际成为一个印刷加工地，刺绣也面临同样问题。
为了帮助灾民重建，志愿者在遵道镇棚花村搭建了刺绣帐篷，将村里会刺绣的姑娘组织起来，并以志愿者办公室的名义下了第一批订单。志愿者将年画设计融入刺绣，设计了一个志愿者纪念臂章，第一批加工100个，每个60元。
罗世鸿说，订单扶持是为先将灾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志愿者办公室还计划征集专业从事设计的志愿者，成立艺术工作室，协助他们进行产品开发。并由专业从事营销的团队帮助开发市场。
“志愿者不能代替灾民，只能教给方法。”志愿者们认为不能让灾民形成了依赖心理。此前，由于部队和大量志愿者涌入，很多本可由灾民自己完成的事情都由他人代劳了，例如打扫卫生、搭建帐篷等。
遵道镇志愿者办公室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工作已由“帮灾民干”转变到“教灾民干”。
罗世鸿认为，如果灾民形成依赖心理，对重建将造成阻碍，也将加重政府的负担。
发展 这里能否成为拐点
司机说志愿者最让人感动，因为没人给他们下命令，也没人给他们发工资
罗世鸿称，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工作设想是3年，甚至更长。他认为办公室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构建一个架构，招募专业化的志愿者，以项目的形式进行服务。
在罗世鸿的设想中，专业化的志愿者需要进行相对固定期限的服务，减少流动。遵道镇重建需要的专业化服务，也将以项目的形式，面向所有的NGO组织进行招标。
“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纳不同的NGO来工作。”深圳登山协会理事“大老虎”认为，协调办公室需要厘清机制，使NGO在遵道镇的工作能持续进行。
6月21日，友成基金会和绵竹市政府在成都联合召开重建论坛，众多国际国内的NGO组织和学术机构参加。遵道镇志愿者协调办公室作为样本，被与会者反复提及。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认为，灾后重建阶段仍需要大量志愿者，需要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
郭虹讲了一个故事，她坐出租车时曾问司机地震中什么人最让他感动，司机说是志愿者，“因为没人给他们下命令，也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不过司机不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呢？郭虹说，是公民意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司机突然以严肃的口吻说。这让郭虹非常感动。
郭虹说，地震中NGO的工作使她看到了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迸发。大地震使中国的NGO站到了前台，这对NGO来讲即是机遇又是考验。
朱保全认为，遵道镇NGO的工作局面是“志愿者热情的总爆发”，很多节点上的工作是靠人的作用完成而非机制，有很多偶然性。因此这个模式的推广难度可能很大。
绵竹市副市长罗登亮称，绵竹市政府已在开会讨论，计划仿照遵道镇NGO的工作模式，在绵竹市内推广，以尽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资源，加快绵竹市的经济重建。
“遵道镇的NGO工作模式如果能推广，无疑将在中国NGO发展史占有一席之地。”罗世鸿称，他们将努力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