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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人民公社
发布时间:2009-03-10      点击次数:3550

“最后的人民公社”——后寨记事

  ■本报记者 江雪/文胡国庆/

    ——一个乡村的现实困局

    题记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企业。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潮流中,后寨村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

    30年来,后寨人坚持集体道路,同享“大锅饭”,但其经济增长,却依赖于外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

    追求“共同富裕”的后寨,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集体制下一系列的弊端,正让后寨人感到痛苦,甚至窒息。

    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后寨的集体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执掌后寨“大权”30年的老支书下台,意味着后寨30年“乡绅政治”的终结。突然爆出的“村长贪腐案”,则表明了“大集体”的向心力正在遗失。

    后寨是数十万个中国村庄中的一个独特样本。我们关注后寨,也是关注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的中国农民。他们洒下汗水,希望收获富裕,并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学者秦晖认为,后寨人的幸运在于他们当年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坚持“大锅饭”的后寨,还是当年冒死分地的小岗村,务实的农民们都是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而违背了那一刻的历史潮流,衡量利益,做出选择。

    今天的后寨,再次面临抉择的痛苦。好在,后寨人是温和的,对他们来说,不左不右,唯愿向上。

  腊月里,87岁的张生贵坐在门前晒暖暖。“给俺孙子盖房哩!”老汉说。他对面是在建的二层小楼,即将和周围的一排漂亮小楼连在一起。“俺们后寨,一直是人民公社,还是不分地好!”老汉话音刚落,立即招来厉声反驳:“你去后寨问一问,如果10个人中有5个人不愿意分,我不收工资!”

    大嗓门的“挑衅者”叫张全喜,40来岁,正在给张生贵家干活,一天工资20元。“后寨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张全喜气呼呼地挥着手。争论升级,两个人互不相让,怒目相视,鼻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一旁的人打着“圆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争论,在后寨并不新鲜。只是从多事之秋的2008年开始,格外激烈了一些。

“乡绅”下台

    执掌后寨“政权”30年的乡村精英张志武,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败北,标志着后寨乡绅政治的结束。观察者发现,那些坚持集体化、而又因幸运富裕起来的村庄,必然依赖于一个集道德、能力、威望于一身的领导者,后寨也是如此。

    “村长韩红拿了村里40万跑了!”20089月,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后寨人在失望与愤愤不平中,迎来了年底的村委会换届。

    这次换届多少有些象征意义。执掌后寨“领导权”30年的村支书张志武“下台”了,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落选。在随后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600余张选票,他只得了100余票。村里一位多年在外做生意、家族实力强大的年轻后生,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志在必得,并最终如愿以偿,当选了本届村委会主任。

    20081210日,张志武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里“打吊针”,颇有“英雄迟暮”的凄凉。

    “农村风气瞎了,耿直的人干不成。我拿了这村里的‘官事’快40年了,现在干不成了,也不想干了!”60岁的张志武说。

    “老支书不会去给人说,给咱投张票吧。他不是那样的人。”村民韩某说。他认为张志武败北主要是没有去做大家的工作。

    但更多的人认为,老支书张志武此次“下台”,是因为原村委会主任韩红沉浸赌博,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拿走了村里的40万逃之夭夭。

    “他(指张志武)把人看错了!要走集体的路子,干部必须廉洁,韩红把我们的干部风气弄瞎了!”一位和张志武搭档多年的原村干部感叹说。

    村干部出现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仿佛昭示了后寨这个“大集体”向心力的消散。但张志武落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2008年后寨的玻璃企业产品大量滞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村庄的经济发展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

    2008512日,投资1000万元更改设备、扩大规模的后寨玻璃总厂“升炉”,不料当天发生地震。到2009年春节过后,玻璃厂的生产力只运行了70%,有大量的产品积压。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老支书的判断失误。

    后寨人是注重利益判断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带着对现实的失望,对前途的彷徨,他们把村主任的选票投给了此前未参与过村庄“政治”的年轻人。

    但是,在后寨,没有人能否认张志武的存在。“凡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承认,后寨这么大的家业,是老支书带领大伙儿创下的。没有张志武,就没有后寨的今天!”村民刘公弟说。

    张志武,剑眉阔脸,精明能干,颇具地方“乡绅”风范。他被认为性格强硬,头脑灵活,“办企业有一套”。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厂。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后寨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后寨人选择了不分地,因为分地就意味着分厂,而厂子才刚刚起步,即将获取收益。

    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能人”张志武等人的身上。

    30年过去了,在张志武等一帮村干部的率领下,后寨幸运地跻身于全省富裕村的行列,每年为国家上缴利税三四百万元,在户县余下镇的23个村庄中,它的经济占据首位。

    然而,当初因自己的选择成为“另类”的后寨,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再次选择的现实。

“社员们的厂子”

    一直到20086月前,一个后寨的男性村民在玻璃厂干活一天,劳动价值是10个“工分”。而近30年来,后寨的玻璃厂里没有一个销售员。后寨的经济完全依赖于村里集体企业的增长,但窝工、浪费、难于管理等一系列集体经济的弊端,致使企业危机重重。

    211日下午,元宵节后的第三天。

    后寨玻璃总厂的大门前依然冷冷清清,往年此时络绎不绝,运输玻璃的车辆并没有出现。

    大门内是后寨的两家玻璃厂。“西厂”在检修炉子,没有开工。“东厂”大院内堆放着不少玻璃成品。

    下午上班时间,生产科长韩建昌走进车间,几个工人正蹲着聊天,嘻嘻哈哈。

    这个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玻璃切割。成片的玻璃顺着流水线过来,两个女工对尚带着炉膛余温的玻璃,进行切割、放置。

    破损率显然很高。面积大约是4平方米的大玻璃块,边缘出现黑纹或略有缺陷,就会被扔进废料车,拉走回炉。

    知情者介绍,这种状况,在私人的厂里,会略作切割即成小片玻璃,同样能出售。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去做这个“多余”的工序。“浪费太大了!光这浪费一年大约有七八十万!”知情者说起来,痛惜地摇头。“不管干多干少都是700元,谁操那个心?”一个女工说,在去年7月之前,这道工序和其他工序一样,只是记工分,就更没有干的必要了。

    38岁的穆锦娟是2002年进的厂,已经干了6年。“每天都要来,没有周末。今年过年也没休息,一月倒一次班。”她抱怨说,如今集体制没有优势,这样干着,一年下来,家里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穆锦娟家在二队。二队今年种甜瓜赔钱了,队里有3万多元的账,要大家负担,算下来工分很低,一天10工分的分值大约不到10元。她丈夫在北厂上班,算是个“干部”,月工资1200元,唯有这一点让别人颇为羡慕。

    穆锦娟一直想外出打工,但因为两个孩子在上学,需要照顾,所以没有出去。“集体收入不好,现在很多人都想分地单干呢。”她摇摇头。

    而在办公室里,厂长刘公弟也烦恼着,过完年至今,厂里的产品积压没有任何缓解的趋势。

    “大环境不好,厂子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可我们咋管理?每个后寨人走进这玻璃厂,都会拍拍胸脯说:‘这是我的厂子!你凭啥管我?’”刘公弟说。

    为了节约成本,“向管理要效益”,春节前后寨玻璃总厂决定裁减10个人,但一直裁不下去。“集体的企业,社员们都是主人啊!”刘公弟发着牢骚。

    在后寨,“社员”的称呼至今没有被“村民”替代。

    而让外界惊奇的是,后寨这3个年产值上千万的玻璃厂,20多年来,没有一个销售员。

    村里运输玻璃的五六十辆车部分地充当了销售员的角色,但厂里对销售工作的不重视,还是让这些村民感受颇深。“厂里对市场不主动了解,有时还要我们提醒该涨价了。”长期进行玻璃运输的村民梁某说。

    40岁的崔育生租了后寨5亩地,办了个玻璃批发中心。他认为:“后寨的玻璃厂,对生产销售从来没有整套的思路或对策。”虽然今年的经济受影响,但他的玻璃批发中心生意依旧红红火火,而相隔几百米的后寨玻璃厂就不是这样了。“凡符合市场规律的我都干!”崔育生说。

    223日下午,上班时间,在后寨的另外一个企业——宏达玻璃厂里,院内产品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生产厂长则躺在床上看电视。

“以工养农”

    不到200人的五队,日常耕种130亩地,最多只需要十三四个劳动力。队里鼓励村民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然后拿钱“买工分”,参与年底的决算。因为农业几乎是赔钱或者保本,所以后寨的经济完全是“以工养农”。

    223日,整个陕西抗旱形势严峻,后寨的灌溉仍没有开始。

    因为是集体制,后寨在灌溉方面重视投入,电线、水泵都由村里提供,但各小队在考虑灌溉等问题时,首先会考虑成本。“对一个队来说,光灌溉的电费就在1000元以上。小队会算账,觉得划不来。”村支书周波告诉记者。

    后寨的村后,是蔚为大观的1000多亩良田。多年来,这些土地并没有收获富足,如同全国农业的一个投影,后寨也是农业不挣钱,甚至赔钱,只能“以工养农。”

    后寨全村有土地1400多亩,由各小队集体耕种,近年来,很小部分的土地被出租出去。以五队为例,20亩土地被出租给一家企业,每亩地年租金是1000元。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这意味着一亩地每年净收入1000元。而对其他的地,一年各种投入下来,只要保本就不错了。

    土地上种两料,冬麦和玉米,产量和周围私人耕种的土地相比,略高一点儿。“产量高不了多少,可集体的人力成本就大多了!”村民白红利说。

    每年秋天,“分粮到户”的后寨,让人能重温人民公社时的旧梦。秋收后,各小队将粮食按人头送到家家户户门口,玉米棒子悬挂在门前的村庄,多了一份喜庆。

    和分配粮食一样,“决分”也是后寨人盛大的生活仪式。所谓“决分”,就是对村民一年来在集体厂子和生产队农田里的劳动,按照所得工分,以及工分的价值,分配收入。

    每年年底,“决分”在各个小队的队长家中进行,而工分的结算有一套复杂的方式。每年由村里给每个小队分配20多万元,再由队里“决算”。

    在后寨,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价值平均大约是15元左右。

    五队今年的状况在全村中算最不错的,一天10工分大约值24元。

    五队的人口不到200人,有150亩地。18岁以上的劳动力大约有140人左右,一年下来,种地有25000个工分就足够了。目前队里有十二三个人在农业上干活,秋夏两忙时,工分记得高,也会吸引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参与收种。

    因为农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各小队几乎都鼓励人们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等。对这部分人,他们要得到粮食,得向小队“买工”,但作为优惠,“买工”的价格比实际劳动力价值低0.5元。例如队里的劳动价值是20元,外出者只需要拿出19.5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工,参与“决分”。

    当然,各小队都有不要粮食的人。以五队为例,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虽然粮价比市场价要算得低,但他们在外的收入比在村里强,许多人也“没时间去算这些!”

公共投入与“共富梦”

    每个月,年龄在70岁以上的后寨老人,根据性别能领取到不同的“退休金”。与周围的乡村相比,后寨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其他村庄,道路、戏台、澡堂……一方面,集体道路日益艰难;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明显低于其他村庄。后寨的集体化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210日,元宵节第二天。后寨澡堂门前,3个卖票、收票的妇女在晒太阳、织毛衣。

    后寨澡堂1991年建立。除了5公里外的一家温泉浴场,至今,后寨澡堂仍是周围唯一的公共澡堂。

    每个后寨村民都可以随时来这里免费洗澡,外村人来洗澡,一张票3元。

    近年,因为周围村庄的人家装了不少“太阳能”,来洗澡的邻村人少了,澡堂的经营收入不好,但门前卖票的人还得有两个。这个小小的澡堂,连水工、经理等共有9个人。

    虽然集体澡堂的人员冗余让“社员”们诟病,但无论如何,澡堂总是后寨人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村庄公共设施比较完备的一个投影。

    最让周围村庄人羡慕的是,后寨有“退休金”。男的满70岁、女的满65岁,每月可以领取补助,男的120元、女的80元。这意味着一个后寨农民对“集体”的贡献,在失去劳动力之后依然会被记得。

    其他村庄或许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唯有后寨,能以集体的名义,使这个富有道德标志的行为得以实现,这也成为许多人留恋“集体”的一个因素。

    基于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后寨也是户县最早享受路面硬化、自来水到户的村庄。1979年,村庄就盖起了戏台。如今,戏台前的广场上还有健身器材。每年,村庄对公共投入的费用大约是十多万元。

    后寨的贫富差距相比其他村庄,明显小一些。走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连成一片,颇为美观。

    “说起来,俺们村没有情况太差的人。”当后寨人说起“不分地”的好处时,都会提到这个朴素的认识。

    村民余下娃,夫妇俩都是智障残疾,被安排在厂里上班。如今孩子长大了,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后寨的贫困户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四。”曾长期担任村主任的杜玉忠老人说。

    后寨的“宏达玻璃厂”是福利企业,共安排着18个残疾人上班,包括几个外村的残疾人。

    在许多村庄成为“空心村”的时候,后寨人却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他们可以依托企业做生意,“没本事的”则可以就近在村里的企业打工。

    虽说村庄贫富均匀,但那些最富裕的人家,大多是在外创业的,这从各家的楼房也能看出来。

    事实上,后寨的集体经济并非铁板一块,或像河南的南街村那样“禁止向外流动”。村庄里,有大约七八十辆车跑运输,五六家私人玻璃店,还有一部分人在外做生意。1400多人中,在大队干活的大约有五六百人。现任村支书周波分析,集体经济的成分应该在70%以上。

    后寨村口有一排农民画的宣传墙,其中一幅上写的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然而,随着村庄平静表面下一系列不平静的变迁,这个“共富梦”还能维持多久,没有人能知道。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唱响广阔农村的口号。如果说在新中国初期,农村初级社的建立还带有一定的理性,到后来,要“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进入共产主义时,广大的中国农村,就因为这种狂想,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寨,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村庄的性格是倔强的、务实的。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到改革开放后的纺纱厂、玻璃厂,从1954年到今天,后寨有一部完整的企业史,仅仅在“文革”期间中断过,便是明证。在今天,这个另类村庄的发展依然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

    1956年,后寨把吃不完的黄豆卖给了邻村做豆腐,被认为是“走黑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支书被免了。但后寨人的企业之路却从没停下过。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开始,后寨的企业之路从1954年走到今天,只在“文革”时停顿过。

    88岁的刘世连,出生于1921年。这个曾担任后寨村大队长几十年的老人,对记者口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

    新中国刚成立,后寨归余下大队管,建立了个初级社。刚入社时有40多户人,100多户人里边有一半多人没有入社。1955年冬天又建了一个新社,生产资料等具体问题没有解决,1956年正月就要求“一步登天”,成立“高级社”,和老社并到一起,要求全部进社。

    当时,村里唯一的“地主”白家没有进社。白家有30多亩地,4头骡子,一辆车。到1958年左右,把白家强行收进了社,他家的10间房6间都收了。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河滩上挖铁砂,进山挖矿,农活都没人干了。那时我30多岁,当队长,就是带着大家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听话得很,毛主席的号令就是“圣旨”。

    1956年冬天,村里的黄豆吃不完,不好保管,打算上交国家,去粮站交粮,粮站不要,正好邻村在做豆腐,就卖给了邻村,没有按照国家定的价卖,被认为是卖“黑市”,就把当时的支部书记杜乃平开除了,说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1961年我当大队书记,1966 “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也“夺权”,红卫兵把权夺了。1968年又让我当队长,从1972年当书记,一直干到1981年。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1977年开始允许办企业了,原来不准生产队办任何企业的。我们村子想办个纺纱厂,没钱,从信用社贷了五六万,钱还不够,社员们集资,共凑了大约10万元,1977年冬天就把纺纱厂办起来了,会计、大队长出去采购,1978年二三月份,买来了纺纱机,当时没地方,纺纱机就安在戏楼上……

    据杜玉忠老人回忆,后寨最早的企业可以回溯到1954年的砖瓦厂,当时还在初级社。厂子一直办得不错,直到“文革”时期,厂子停了,1976年,砖瓦厂发展到3孔窑,后因为“土吃完了”,1978年后寨又办了硫酸铜厂。当时这个厂的收入就有两万元,4个队每队还曾分到三四千元。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后寨人办玻璃厂、淀粉厂,在不断的“折腾”中,积累下了今天的“家业”。

    从后寨的企业史能看出,曾经,在“极左”的背景下,后寨人显然体现了农民的务实与他们的生存智慧。

分与不分:痛苦与困惑

    今天,是否愿意分地单干,已将后寨人划分出无形的“阵营”。去年年底,在七队队长的选举中,90%的选票上写下:要求分地。但村庄的观察者认为,30年前拒绝分地的后寨,如今面临着利益分化、人心向背以及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的现实背景,今天,地还能分下去吗?

    后寨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

    去年年底,各小队选举队长,在七队,选举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有90%的人写下“要求分地!”因为对上一年“决分”不满,至今,包括七队在内的3个小队还没有选出队长。

    七队的风波源自去年收益的大滑坡。2008年,七队队长决定种植100多亩甜瓜,不料年初就遭遇冰雪天气,甜瓜种植、生产赔进去了不少钱。因为这项损失,年底的决算中,七队的分值竟然不到10元,即一天的劳动力还不到10元钱,招来“社员”们怨声载道。

    人们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对小队来说,种植什么往往由队长决定,而风险则由大家集体承担。“如果获利了,没人表扬你,赔了,大伙儿骂死你!”为了规避风险,小队轻易不愿意以大片土地去进行规模种植或其他尝试。

    显然,土地规模经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没有获得什么收益。“去早了算一天的工,晚了也算一天的工。干多干少都一样,人有啥积极性!”村民杜某抱怨说。以给包谷打药为例,打一桶药是10分工,有人一次就背半桶药,也算10分工。“去年甜瓜虽然有天灾因素,但如果是私人的地,肯定不会这么惨。雨雪天气时,私人的地可以全家不睡觉,守在地里,集体的就不行了,才去找人呀。”余下镇副镇长詹文远对集体的一些弊端颇有体会。

    曾为后寨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杜玉忠,感慨道:“30年前没有分地,今天,更难分了!”他认为,今天如果要分地,比当年面临的困难大多了。“人人都愿意要好地,那些路边的地、瘠薄的地分给谁?如果分不公,今天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还不和你拼命?”他举例说,周边一个村庄,村里要对土地进行小片调整,结果根本进行不下去,后来,新换了个“歪人”村长,才把地调整了。

    据杜玉忠介绍,2002年,村里有一个队就上访要求分地,后来村上同意小队分地,但具体实施中,还是“流产”了,原因是小队找不出一个能够“主持分地”的人。

    但“分地”的呼声如今在村庄中无时不在。200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大约有八成村民表示愿意走集体路子,不分地。而到2008年,没有人敢说,不愿意分地的人还能占一半以上。“愿意分和不愿意分的人,在村里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则是观望状态。”詹文远判断说。

“后寨发展面临瓶颈”

    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后寨的集体企业无法要来贷款,使得多年来企业的收益无法惠及更多的村民。而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29日,元宵节。新上任的村支书周波在村庄里查看自来水管道改造的线路。这位年轻支书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村里请社火、放烟花,让“社员”们热闹一下。街道上很安静,后寨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来去年村里扩大生产,没有多少钱;二来咱新上任,也不想太扎眼。好好把事情做起来再说。”周波说。他今年34岁,原来就在村里当干部,年前被选举为新的支部书记。

    新村主任张广安,是比周波更年轻的“80后”,面对村庄,两人雄心勃勃地都想做些事。但他们也都知道,“后寨的事,不好干”。

    后寨的辉煌岁月也是他们今天的压力。“1996年俺们村的红色桑塔纳,开到西安城,也惹眼呢。现在不行了。”张广安回忆着幼年记忆里的后寨。这个年轻人,和父兄们多年来在外做生意,家道殷实,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因为“农村也是一个平台,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做一些事,实现自己的价值。”

    2008年,后寨的净利润六七百万元,上缴利税400万元。后寨依然是明星村,拥有多种荣誉。但有一个事实是,从1996年到现在,后寨的经济没有怎么增长。

    后寨的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国家贷款。原来,老书记张志武的风格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所以后寨多年来没有向国家贷款。近年来,后寨虽然想贷款,但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银行不给贷款。2008年,村上用积累的700万元投入玻璃厂的扩大生产,另外200万元,则是向村民“借”的。

    贷款和税收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后寨发展的“瓶颈”。

    “人家私人企业,交三四十万,就披红戴花,我们呢,每年交几百万元税,也没有见个啥!”周波说。而且因为是集体企业,“卖个炉渣、一片碎蛋蛋玻璃也要开票呢!”多年来,后寨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收都在400万元以上。

    而不能贷款也使得后寨企业的收益不能惠及更多的村民。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当初办厂子时大伙儿都承担着风险,这么多年,企业效益这么好,可村民们没有见实惠!”村民梁某举例说,村里有一家人,当初也为集体的厂子承担了风险,但因为长期没分红,如今老两口已经去世,一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就太不公平了。

    但张志武和周波则认为,没分红是因为长期都是投入再生产,另外,村里是“以工养农”,长年以工业补贴农业,也算是在分红了。但对这个说法,许多人并不认可。

村庄的未来

    国家在鼓励土地规模经营。但在集体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集中的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规模经营”并没有获得什么收益。

    “老人们把集体的旗扛了这么多年,不能到我们这里扛不下去了!”周波说。

    周波多少有些期望:上级能不能对后寨有所“眷顾”?不管怎样,我们扛的都是集体的大旗呀!

    然而,普通的村民却不这么想。“后寨必须融入时代潮流。再不融入,就落得更远了!”村民梁某说。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境殷实,生活富足。虽然自己多年来很少参加“集体生活”,一直埋头致富,但他还是对后寨的命运比较担心。

    “集体的路子和大时代不符合,处在夹层里,难受!”这样的判断也是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年轻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是试图找出一些集体的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来为村里谋求利益。十七大之后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希望。

    “土地就是后寨唯一的资本。我们想把土地利用起来,招商引资!”周波说。同时,镇上也在积极协调,想帮助后寨“招商引资”。

    “一旦有人来投资,我们的土地都在村里,谈判也比较容易,相信这一点对投资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周波说。他希望媒体的报道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后寨,尤其是那些投资者。

    “在这些大的项目中,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吗?”记者问。

    “一般不会召开村民大会,如果通过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会,基本上就可以干了。关键是项目要好。”周波说。事实上,在后寨,大约已有七八年没有开过村民大会了。“我们后寨人都顾全大局,只要项目好,大伙儿肯定会同意的。”周波显得很有信心。但对是否会侵犯到那些一直要求“分地”的人的土地权益,他显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要企业办好了,大家能得到实惠,就不会闹着要分地了。”他说。詹文远也认为,对后寨来说,分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企业发展不下去,集体经济也就随之解散了。

    詹文远认为,这些年后寨集体经济比较好的原因是玻璃行业发展较好,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加之集体经济自身的弊端,后寨的发展停滞不可避免。“按目前的管理体制,后寨要发展,必须改革。”

    他认为,对后寨来说,一方面农业上把土地承包出去,一方面工业上逐步形成思路,走华西模式,通过承包或股份制等改进企业。但从目前来说,因为村里才组成“新班子”,而市场现状又不好,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目前,后寨的固定资产大约有五六千万元,其中净资产大约在2200万元到2300万元,分下来,全村人也就两三万元。在户县的518个村子里,后寨和东韩、千王等村因为有集体企业而比较富裕,但东韩和千王的企业早都被承包出去了。“因为涉及集体经济,我们对后寨更关注一些。但后寨的路咋走,最终还是要尊重村民自己的意愿。”詹文远说。

    怎么看待后寨这个“明星村”的独特现状?后寨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明天?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先生。他认为,实践表明,任何情况下,集体制都是低效率的,这些走集体路子而取得成功的村庄,一般都有其他的经济补充。而且,这些村庄的成功因素一般都在于有“乡村精英”的领导,脱离不了“人治”的模式。“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他说。

    他认为,对当前的后寨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通过收取土地使用费等,还能保证村庄公共设施的投入。否则,集体企业一旦“烂包”,村庄里经济一直依靠企业的村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后记

记录后寨祝福后寨

    从2006年至今,我们一次次来到后寨,希望记录下后寨的存在以及它悄然发生着的变迁。我们相信这个村庄的故事,也许会对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真切的样本。

    和中国数以几十万计的村庄一样,后寨也如一艘小船,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着。

    无疑,土地是这个大集体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那是30年前了:当时全国都在包产到户,而后寨人不愿意分地。为此,县上把张志武“扣”了3天,让他回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但村民还是不愿意分。直到乡上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同意后寨可以暂时不分地,这个“大集体”才一路走了下来。

    曾经,作为不顺应历史潮流的“惩罚”,张志武的工资被扣到了1983年。直到这年夏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主任到后寨调研,说了句:不管走啥路子,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好路子!后寨人这才卸下了“思想包袱”,在“集体”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3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后寨,再次面临着选择。不分地,意味着继续吃大锅饭;分地,则意味着对企业进行妥善的处置,放弃过去“混”的观念,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但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即使分了地,也不享有对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他们能一路走好吗?

    选择是艰难的,好在,后寨人理性而务实,分与不分,利益的考量最重要,而非路线的争执。无论个别人关于“人民公社好”的鼓吹是多么喧嚣,后寨人冷暖自知。

    我们祝福后寨,也祝福大地上千万个繁荣或凋敝的村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愿它们承受的痛少一些。每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农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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