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国庆游行队伍中的洋面孔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刘俊发自北京 正午时分，烈日当头，从长安街向天安门城楼望去，中国国家领导人正频频招手，雄伟的故宫威严矗立。
25岁的梅诺亚把目光收拢回来，藏身在“同一个世界”方阵中，继续一边挥手，一边高喊“YEAH，YEAH，YEAH”，兴奋得不知该说什么。“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中国的伟大，我为中国骄傲。”
10月1日这天，美国人梅诺亚和154名外国朋友一起，穿着牛仔裤、帆布鞋，长袖T恤上用英文写着“我爱中国”，以外国人为一个建制组成方阵参加中国国庆徒步游行。
另有26名外国朋友登上方阵中心的彩车，58岁的英国人柯马凯是其中之一。除了覆盖绿色植物的地球模型，彩车上还醒目地出现中英文书写的“和平、发展、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还是首次成建制地组织外籍人士参与国庆游行。从小在中国出生长大的柯马凯感慨由此可见中国开放的程度之大，“不把我们当外人了，这才叫普天同庆” 。
“我们不整齐，但也不丢份儿”
站在彩车上，柯马凯显然比梅诺亚能看到更多有趣的画面。
“两边的群众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就连拿着对讲机的警察和保安，也冲我们微笑。”
作为友好的回应，柯马凯时而举手摇摆，时而直接鼓掌庆祝。有位尼日利亚的留学生甚至跳起了舞。
一切都是随性发挥。彩排时，他们曾想过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比如“我爱中国、中国万岁，和平万岁”，但一到现场，广场大喇叭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于是，临时改变策略。
徒步游行的梅诺亚同样亢奋，虽然一夜没睡，可还是“YEAH，YEAH”地喊个不停，有生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活动。或许这也是最后一次，在他的祖国，从未见过这种几十万人整齐划一的表演。
作为外国人，他们不用像中国士兵那样胳膊肘一抬就是90度角，不用像中国群众那样整齐划一。组织者对他们的要求是：可以随意一些，但也不能太随意，毕竟有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场。
柯马凯觉得，这样一来，反倒能体现出中外文化差异。
“走得整齐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强调组织纪律性。小学生上课间操就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据我所知，欧洲、北美的学校很少练这些。”
柯马凯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说，“外国人真跟中国人一样整齐也没意思。就像外国人说相声一样，要跟中国人一样，就不逗乐了。外国人不是很整齐，但也没丢分儿。嘿，大家高兴就行。”
想起绿叶的辛苦，就不累了
对于梅诺亚来说，曾经的等待让他觉得这天有些漫长。
前一天中午，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在人人网上，他写下这样一段留言：“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岁生日快乐！走方阵的同学们，明天天安门见！”
“同学们”都来自五大洲四大洋，清华大学总共挑选了10名留学生。晚上，学校安排他们住在留学生公寓，梅诺亚决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可还是兴奋得睡不着。
凌晨1点打了个盹，一睁眼已经4点了，5点到清华门口，大巴正好准备出发。脸上映着北京秋天的第一缕暖阳，梅诺亚像一个新兵，战战兢兢地踏上了这一生最庄严的征程。
校车先将他们从清华接到朝阳公园，主办方随即给他们每人发一大包零食，用来补充能量，因为等待的时间将会相当长。
朝阳公园是集合地点，在那里，他们将和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外企集团等单位的外国人一起前往四惠东，然后再坐地铁抵达最终的等待区东单。
可一看表，还不到7点，而他们的出发时间是11点。
在东单等待出发的时间里，梅诺亚也曾有过辛苦的感觉，但想想中国学生，心里就平衡很多。考虑到在偌大的长安街上，100多名外国人形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势，许多中国学生被安排充当“绿叶”。
“他们比我们练得辛苦多了。”梅诺亚记得，那天去学校，他们就练了两个小时，但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中国学生已经练了好几个月，一次就好几个小时，不论日晒雨淋。“我非常同情他们，我常常在想，他们练这么久，就是为了最后的一分钟。”
其实他们并不无聊，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方阵中总是特别惹眼，有中国学生主动找梅诺亚和柯马凯聊天，练习英文，合影留念，不亦乐乎，末了，还互留QQ和E-mail。
受到青睐的不仅只有说英文的。柯马凯看到，几位土耳其的外国专家也没闲着，他们和新疆维吾尔族的青年正聊得热火朝天。
从30多万人中脱颖而出
参与国庆游行的外国友人来自6大洲53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古巴、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是来源较多的国家。最小的8岁，最大的70岁。
在北京，常住外国人有30多万，为什么最后脱颖而出的是这100多人？
按照北京市政府外办副主任李洪海的介绍，外籍人士的选择标准主要是三条：自愿报名；照顾国家代表性；本人身体条件允许。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留学生的选拔，基本上都委托各主要高校负责组织。
8月初的一天，梅诺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清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打来的。对方问他：愿意不愿意参加国庆阅兵游行，他愣了一下，“当时觉得太意外了，怎么可能。”
现在回想起来，梅诺亚说，可能是去年清华留学生春节晚会上被组织者相中的，当时他是唯一的男主持人。
和梅诺亚不同，外国专家的入选有点近水楼台。
最近几年，柯马凯一直是北京市“市民讲英语”的专家顾问，参与北京的菜谱、标识的翻译。有一天，北京市外办给他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他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外办的人还问他，家人愿不愿意参加。“可女儿在国外，儿子又要准备考试，他们很想来，但都没办法。”
两次彩排，梅诺亚只参加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那次。彩车的彩排跟徒步不在一起进行。柯马凯第一次彩排主要安排在长城饭店，一直练到凌晨2点半，但柯马凯却很兴奋，一点都不觉得累。第二次就轻松许多，只在工体进行。
没有彩排的时候，清华大学的老师就跟他们用邮件沟通，说明游行对中国有多么重要性，他们应该特别重视。组织者一再希望他们，事先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希望他们的出现能给全世界一个惊喜，到时候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可能都会采访他们。
可惜，那天，CNN的记者没有出现，中央电视台连个特写镜头都没给梅诺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那天的好心情。
从天安门一路呐喊着走到西单，转头回望天安门，几万只气球腾空而起，梅诺亚说，那是他整场游行“最HAPPY的时刻”。
游行结束到西单时，已经是下午1点半了，柯马凯饿得难受。整整十个小时，发的东西都没怎么吃。他和一个新西兰朋友步行到附近的长椿街，找了家餐馆点了几个炒菜，庆祝这最漫长的一天。
梅诺亚下午回去睡了一会，晚上，又跟朋友出来喝酒庆祝。
中国展示武力，为的是和平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默雷特，阅兵在这些外国人眼中也有不同的解读。
在彩车上，柯马凯的思绪一下子飘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他的父母都是中国的外国专家，有好几次国庆节，他都随父母坐在观礼台上观看游行。1959年那次，他印象最为深刻。
“那年，我8岁。焰火晚会结束，我和很多小孩一起去捡装焰火的降落伞。那绸子直径有3米长，可以做两身衣裳。有的掉到了树上，就爬上去拿。”
跟50年前相比，柯说，现在的观礼台多了许多，广场上的表演也不像过去分成五颜六色的好多块，而是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组织也更加军事化。
柯马凯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从过去的旁观者，成为游行的主角之一，这大概也是柯马凯这一生唯一的一次。“60年是个大庆，下一个大庆就要等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将近100岁了。”
去年的8月8日，在美国加州的家里，梅诺亚已经和父母见证了一次中国集体主义的盛宴。父母当时对他说：“诺亚，我们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去中国了，中国人力量太大了，太团结了。”
几年前，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梅诺亚执意要到中国发展，先是学中文，接着又考上了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在班里，他是最小的一个，中国同学和老师都喜欢叫他诺亚弟弟，经常关心他的个人生活：“诺亚弟弟，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有女朋友了吗？”
虽然从小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长大，可人在异乡，这样中国式的关心非但没让梅诺亚反感，反而备感温暖。
在梅诺亚这位美国年轻人的眼中，阅兵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产物。“阅兵见证了中国的伟大和进步，可是中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柯马凯这位视中国为第一故乡的英国知识分子却从中看到了和平。“虽然是阅兵，但中国却追求的是和平，不是战争。现在的世界并不太平，中国要和平，但不意味着不要武力作为后盾，用来自卫。”柯说，60年前，中国人刚站起来时，就毫不示弱。60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人更有能力保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