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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失败”的牧区合作社实验
发布时间:2010-08-10      点击次数:3593

 

一个失败的牧区合作社实验

 

·                     作者:刘海英 | 来源:《发展简报》2010冬季刊NO.45

·                     发布时间:2010-06-22

 

得知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也称“草原之友”)最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在牧区推动建立牧民合作社,《中国发展简报》联系到该中心负责人达林太,希望进行实地探访、调研。2009年11月底,在华北和西北那场大雪之后,我与达林太在呼和浩特市会合并从这里启程。没有想到的是,刚一见面,达林太就告诉我,他的合作社项目失败了。而通过随后六天行程中的所见所思,我理解这个“失败”更多的是按照农区合作社的评价指标衡量出的失败,同时这个“失败”也折射出不同于农区的牧区合作社模式的探索、演进过程中的艰难与蹉跎。

 

完美的项目书

 

对于草原牧区问题的描述与分析,《中国发展简报》已在2009年冬季刊做了特别报道,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提及的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草畜双承包制度虽然令牧民第一次最大程度拥有了草场产权(和农区土地一样,产权依然不完整),但该制度导致一家一户草场过小,放牧半径大大缩短,成为瓦解草原游牧传统的重要因素。若遇灾年,牧民还会因为草料成本加大而使经营亏本,生活陷入窘迫境地。

 

达林太和很多草原问题专家一样,认为合作社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之一。在双承包制度基础不变的前提下,将若干家牧户的草场联合在一起,组建牧民合作社,通过划区轮牧和季节性轮牧延长放牧半径。同时,富户和贫困户的草场以承包或租赁的方式流动、互助,既保证贫困户的收入,同时也避免草场超载,这可能是修复和保护草原的生态系统、解决牧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有效方法。为此他提出了“合作经济+划区轮牧”经营模式。

 

 达林太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以下称“东苏旗”)白音乌拉苏木白音塔拉嘎查推动建立合作社。合作社有6户牧户和约8万亩草场项目区,项目区人口为31人,占全嘎查人口的1/6,牲畜头数为1800多头只,大畜70多头只,畜种以苏尼特绵羊为主。

 

2007年的夏天,项目启动一年之后,参加“草原游学”公益组织天下溪的“人与草原网络”项目,组织相关学者、政府官员、NGO、牧民等多领域人士到草原游学,通过共同调查、交流、研讨,从多角度去审视草原的种种问题。的学员来到这个项目点。和一路上所见的合作社不同的是,这家合作社既没有产品,也没有开展过很多合作社都做的联合购销,牧民更没有因入社而增加收入。

 

在游学期间的讨论中,不止一个学员批评这个看不到产出的合作社。达林太对我说,他当时感到委屈、绝望。自己对这个事情(推动建立合作社)倾注了大量心血,而有的人并不熟悉牧区情况,随意就拿政府投入了上千万资金的合作社“明星”做对比,他对同行中的好友发了脾气:“你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评判我?”甚至对组织者说:“从此要退出江湖。”在后来不断的劝慰中,达林太这个魁梧的蒙古族汉子居然当场流泪了。这也就是我们刚见面时,他提到他项目“失败”的来由。

 

将项目书的规划比照项目实际的进展,说这是个失败的项目也不无道理。 项目书中非常详细地规划了从2006~2009年三年里不同时期的工作内容和产出。大到从四季营盘的规划,具体到对过去的棚圈进行简单的维护、改造,选基础母畜,并建立基础母畜和种畜的档案,对项目户进行技术培训,包括放牧、补饲。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紧急处理,甚至还写到在牧草的干草期测其高度、盖度,对整个草地的生物量、动物利用效率的计算和测量等技术性的操作。此外也包括了社会性别培训,本地的、有机牲畜药的选用这些符合NGO价值导向的行动规划。在项目末期,合作社还要筹备“戈壁羊”种畜拍卖会,有机肉食品注册和认证会等活动。

 

三年之后的今天,达林太和我谈到最初的项目规划时,他依然认为项目书很完美。等我们到达行程最后一站——西乌旗,居然因为他擅长写作项目书,令当地人慕名而来向他讨教。

 

但三年过去了,达林太的团队只完成了项目书中头几个月的计划内容。这次与达林太在牧区的探访,我不断被现实与规划的落差冲击着。

 

为抵御自然风险而合作

 

第一天的上午9点启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到了下午3点左右进入了锡林郭勒盟境内,惟一的一条柏油公路穿过草原,通往东苏旗。路上车辆稀少,路的两旁是平缓的丘陵和大片的土地。直到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见到真正的草原。草原被厚厚的雪覆盖着,黄色的干草钻出来,不时有羊群和零星的牛、马在低头吃草。达林太说,一路上我们看到的草场很不错,2009年降水多,刚刚过去的这场大雪也会令2010年成为好年景。只要牲畜有草吃,牧民生计就有保障,但他说,其实内心有时会“期待”一个灾年的到来,因为灾年能给他带来机会。

 

从呼市到东苏旗行程500公里,达林太说,每年他这样来回要走上6万公里,所以附近的牧民他都很熟悉。但即使这样频繁地下乡蹲点,他告诉我:“三年里,惟一的收获是牧民知道我是好人,不是骗子。二是若是遇到灾年,可能我会成为附近合作社的领袖,促成合作联社的真正运行。”几天时间里,他反复说牧民的三个特点:不博弈、领袖崇拜、不感恩。所谓不博弈,意指不容易达成合作共识,领袖崇拜的文化传统成为赋权行动障碍,而他所说的不感恩,多少包含了他多年与牧区交往的一点失落感。

 

达林太并不是一个纯书斋里的学者。他1973年曾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插队, 1990年到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在中蒙边境线承包过46万亩草场,当过马倌、羊倌。他曾经冒充牧民找到当时内蒙古大学的生态学专家李波,指出李波的模型缺陷;他开过公司,深谙政经关系;他喜欢琢磨草原的事情,想当个独立学者,于是到蒙古国拿回两个博士学位。他还坚持学问是走出来的,网上有关他的资料说他是内蒙古第一位研究“三牧”问题的学者,是第一位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是第一位发现蒙古高原的草地属非平衡生态系统的学者,也是第一位将内蒙古的荒漠化定量研究的学者。我并不关心第一还是第二的标签,但达林太丰富的阅历和对牧区人文、地理、生态、政治、经济的熟悉程度,与草原扯不开的情感,让他的研究和实践风格独树一帜。令我纳闷的是,既有理论建树,又懂得社会运行规则的达林太为什么会做出一个“失败”的项目?

 

晚上7点左右,我们在东苏旗住下,准备第二天拜访项目点上的牧民。第二天一早,我们转了好几条街,终于找到了吃早饭的地方。这里外来人口少,所以早点餐馆自然就少。谈到当时选择这里开展项目,达林太有几点考虑。

 

东苏旗是内蒙古最初的一个牧业基地,基层政府与这里的各直属机关建立了一些联系,项目点所在的嘎查就有各个单位负责的十几个项目。 达林太多年前喜欢与很多人聚在一起指点江山,评论时政。有人曾将他一军:知识分子很容易批评这个项目不行,那个项目也不行,那能否亲自做一个“行”的呢?达林太推动合作社项目的用意,就是希望民间推动的合作社与这里的政府推动的项目做个比较。

 

另外,东苏旗是保持较多的牧区传统文化的地方。东苏旗人口38万人,蒙古族人口占到2万多。在锡盟24个旗中,因为交通等公共设施不到位,使矿产资源开发受阻,因此畜牧业在GDP中的比重比其他旗高,旗政府对牧民的政策也相对宽松。如果这个项目中的游牧目标在这里不能实现,在其他地方就更为困难了。

 

吃早饭的餐馆里, 店主人将刚买进的带骨牛肉堆在屋子一角。 达林太询问价格, 店主说145元/斤买进的。达林太说,从油脂的颜色可以看出这是当地的牛肉,也就是著名的苏尼特牛肉。但是如果将牛肉运到呼和浩特去卖,大概只有9元/斤的价格。因为和其他的牛肉并存的市场中,消费者无法鉴别真正的苏尼特的牛,而且苏尼特牛肉的品牌已经被别处的公司注册。

 

建立合作社后,达林太曾希望通过联合购销增加社员的谈判地位,从而考察了旗里的5个屠宰场。但是这5个屠宰场联合起来压低收购价格,收购后经常不付牧民现金。即使合作社社员的牲畜一起卖到屠宰场,但和屠宰场的收购量相比,仍形不成真正的谈判地位,不得不接受屠宰场的盘剥和挑剔,否则再运回去的成本更高。达林太说,相比之下,在家门口让二道贩子收购,牧民的权利更容易保障。

 

很多合作社采用联合购销并从销售链条获益,但达林太说,放在销售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小小的合作社根本无法受益。因此,一路上他反复强调,农区合作社目的主要是对抗市场风险,但在牧区,通过合作经济减轻自然风险对牧民来说更重要。

 

后来途经一片围栏草场时,他说这是每个合作社成员出让家里的10%草场而形成的,共有9000亩,如果遇到灾年,就可以供1200头羊吃一个月对付灾年。他下车摞了一个大针茅草籽给我看,草籽呈两条螺旋线,尖锐的部分扎到土里,遇到风吹来,草籽就顺时针旋转到地下深处。他说,羊是不吃这种草,马吃了以后,由于只有一个胃,不能完全消化掉,或者只消化草籽外皮,草籽随着马粪排出,随着马的奔跑,草籽就撒落到其他地方,对于物种交流很有好处。由于围栏导致牲畜活动范围缩小,草原五畜只有羊适合在小范围生存,而大的牲畜,如骆驼、马等越来越少了。除了各家拿出10%的草场外,还有从一家贫困户租来的8900亩草场,价格为1元/亩。这部分草场社员有偿使用,出租的收入用来设立合作社基金。这两片草场是我一路上所见的惟一的合作社产出。但最近这几年不是灾年,一直没有机会检验这个规划的适用性,所以达林太说,一般也就不介绍给外人看了。

 

三年才迈出合作第一步

 

吃完早饭后,达林太将车停在一个小超市门口,进去买了两瓶酒。他说,到牧民家拜访、做客,按照当地的习俗,还应该买上一块做奶茶用的砖茶,但不凑巧,这家超市没有。

 

东苏旗是盛产诗人的地方,即使普通的牧民也可能出版诗集。我们要去拜访的嘎查书记哈·登敖其尔,大家称他“哈书记”。这位哈书记只有小学文化,但是蒙族人特有的浪漫和豪情让他出口成诗,他不但出版了诗集,还有很多获奖证书,是当地作家协会的会员。

 

第一次到草原牧区的我,没有想到的是,用了一天的时间才见到哈书记。达林太去过很多次哈书记的家,但草原上新近冒出不少小矿,导致草原上平添了很多小道,搞得达林太也认不得路了。上午9点出门,直到下午1点才落座哈书记家。碰巧他不在家,只剩他的羊倌一家人在。

 

晚上7点多,哈书记和朋友从蒙医院买回戒酒药赶到家。达林太说,他喝酒的时候思维敏捷,不喝酒的时候不爱说话。达林太和他说合作社的事情要抓紧做起来,他“嗯”了一声。在随后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讲起2006年走敖特尔的经历。

 

敖特尔是牧区独特的放牧方式,即四季游牧,“走敖特尔”汉语直译为“倒场”。因为当地连续几年的干旱,2006年哈书记一家为避灾开始走敖特尔。以前走敖特尔的牧民经过谁的草场,到了谁的蒙古包,主人都会热情接待。当地的牧民担心客人的牲畜到陌生的环境里容易走丢,还会将自己的牲畜赶出来,圈栏留给客人的牲畜。离开的时候,牧民会主动留下几只羊或者其他东西作为感谢。

 

开始实施承包制度后,牧民如遇灾年走到别人的草场放牧,主人都会明码标价,比如一只羊一天多少钱,现在牧民动辄谈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哈书记从自己家出发投奔西乌旗亲戚家。离家的时候,带上90多头牛、1000 多只羊、40~50匹马。一路上,走到别人的草场需要交钱,当地畜牧局要收管理费。一年多后回到家乡,牲畜或卖掉或者死亡,牛只剩下20多头,羊连死带卖后,还剩下400多只,马也只有两匹。走的时候20多万的存款花掉了16~17万,总共损失60多万。

 

 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哈书记家的炉火前,喝着奶茶,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不时出现沉默。哈书记对我说:“达老师是个好人。”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们起身告辞。本想当晚住在他家,但因他有客人,只好取消这个计划。

 

走出门,天上亮晶晶的星星像是谁随意撒的一把水晶,散落得到处都是。驱车回去的路上,车灯所照之处,不时一群群沙鸡飞起。车行驶在寂静无边的草原上,忽然让我有了一种无力感。为了见到哈书记,我们用上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天的收获是什么呢?效率是不是太低呢?我暗自问自己。达林太说,每年他行程6万公里,就这样一次次来,按照牧民的节奏和习惯聊天,商谈合作社的事情。

 

和大多数合作社一样,这个合作社也是社区精英主导型。合作社的负责人哈书记是外来推动者所依赖的重要对象。合作社的领头人如果在当地没有足够社会资本,项目就很难得到政府的配合。当面对媒体的采访时,哈书记对合作的必要性也有充分和到位的表达。但在筹备过程中,达林太领略了他的“太极”功夫。有时候明明约好了谈事,他却喝个酩酊大醉,使得商谈无法进行。2006年3月开始项目前期调研,达林太领着5个学生在这个嘎查住了3个多月,直到6月才有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合作社成立大会前夕,哈书记却要求先打入合作社账户10万元钱才同意召开。

 

2008年,哈书记的妻子乌那陪他去呼和浩特看病。哈书记没检查出问题,但乌那却被查出了晚期食道癌。达林太不但帮忙找医生会诊治病,还担心他们吃不惯城市餐馆的饭,从家里做好饭送到医院。乌那最终还是走了,但通过这个事情,哈书记确信达林太是个好人,对他坦承“对不起你,最初同意建合作社只是想骗点项目钱”。不久,合作社8万亩的四季草场规划才得以完成。而在项目书中,这本该是在2006年8月就完成的。

 

然而,6户之间的互助合作至今也没有实现。合作社筹建时,他们也用NGO常用的参与式方法,挂上大白纸,一起讨论了三天,做出战略规划。达林太特地吸收路边一家开小卖部的汉族人加入合作社。因为当地的汉族人比蒙族人更擅长算账,通过他来告诉牧民合作的好处,比达林太这个外来人亲口讲效果更好。

 

牧民知晓了合作的益处,但还是不愿意合作。这里一般家庭有几千亩草场,少的也有500~600亩。哈书记是嘎查的政治兼经济精英,家里草场大概有12万~2万亩,他在这个嘎查当了16年的书记,人脉甚广。穷的牧民担心加入合作社被大户吞并,社区精英也担心成立合作社,会削弱自己在社区的控制权和权威。我们拜访的项目点是离公路最近的一户人家,男主人也是合作社的成员,曾经是这里的嘎查长,但是被“搞”下去了。达林太说,当时合作社选举的时候,嘎查长家里人多,在当地亲戚也多,而哈书记家人口少,如果嘎查长当合作社负责人,嘎查的控制权可能发生转移。

 

既然无法达成6户之间的互助协作,达林太只能将6户牧民分为三组,每2户为一组,每2户的草场合在一起共同放牧,同时开展劳动合作,进行畜产品的统一销售等。给合作留一个成长的空间

 

 随后的几天,我们走访了一个移民点的养牛协会、一个嘎查的养牛合作社以及西乌旗一家畜牧产品综合服务协会。养牛合作社比较有起色,去年还进行了分红,有更多的牧民希望加入。目前这家合作社的账户上已有上千万的项目资金,达林太说,这是内蒙古合作社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达林太分析,2007年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后,出现了大量的合作社和协会。一是农业部推进农村牧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每年都对农牧民的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专项的资金资助,基层政府为了申请农业部的这个资助项目,相继成立专业协会,这些组织大都挂靠在旗县的农牧业局;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政府实施了一些专项的扶贫、农业开发的对口帮扶项目,每个帮扶单位都和一些嘎查进行一对一的帮扶,为使项目款绕过旗级财政直接进入帮扶嘎查,只好让嘎查成立一些专业协会,用协会的账户来承接项目款,以便嘎查能独立使用资金并实施项目,因为嘎查一级没有独立公用账户。《内蒙古草原牧区调查报告》。来源:http://wwwbrooksngocn/caoyuan/tbzt/cyyx_a3_1php 

 

达林太告诉我,大部分政府主导的以承接政府部门的项目为目的的合作社的问题在于,其服务内容大都与实施的项目相关,但对其成员的服务比较少,随着项目的终结,协会的运行也就终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牧民自发的协会,和达林太的项目点一样,大都由一个精英人物进行管理,并不能体现合作社的平等参与、民主管理等核心价值。

 

在这样的合作经济蓬勃发展的“景观”之下,达林太从两户开始的微型合作做起,效果无疑是缓慢的,甚至看上去是无效的。达林太说,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牧区基本上没有传统社区了,重建社区合作文化需要更长的过程。要建立一个体现合作原则、制度健全、真正可以降低牧民经营风险的合作社,至少需要10年时间。

 

  内蒙古草原问题专家海山在游学讨论中,听到达林太的描述后说:“你把你的经历客观地、不要下结论地描述下来,把全部过程写出来。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复制的惟一的绝版,它是无价之宝。” 同样也是内蒙古著名学者的敖仁其说,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过程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现在从西方引进制度、从农区引进制度也是如此。新制度模式的建立必须让牧民充分地参与进来。跟他们讨论、协商,逐步创造一种内在演化的制度与外在设计的制度相协调的制度模式。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推进合作经济的模式,可能会帮倒忙的。

 

但现在是否能有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让达林太的试验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从容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郑易生研究员在参加完游学后,提出疑问:一些符合草原生态系统及生产特征(不是只有一种)的生机勃勃的制度创新会不会被“围栏”,变成一种实现“经济进步景观”等局部短期的目标的政策手段呢?

 

达林太的项目点目前还停留在2户一组的合作状态上,但他的实验已经突破了这8万亩草场。他认为,20公里的放牧半径才可以真正做到抵御灾年自然风险,所以他正尝试在东苏旗不同地方推动建立合作社,或者与当地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建立联系。如今,包括17家合作社的合作联社已经成立。他一边低调地承认“失败”,一边雄心勃勃地等待机会来检验这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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